甘地自傳(48)_學達書庫

四八

　　第二十一章　三英鎊人頭稅

　　巴拉宋達朗的事情使我得以和印度契約工人有所接觸。然而，促使我就他們的情況進行深入研究的，卻是對那種企圖置他們於特別苛重的捐稅之下的鬥爭。

　　就在這一年，即1894年，納塔耳政府打算對印度契約工人徵收年稅25英鎊。這項建議使我震驚。我把這件事提交大會討論，大會立即決定組織必要的反抗。

　　首先，讓我把這種捐稅的起因簡要地談一談。

　　大約在1860年，納塔耳的歐洲人發現這裡大有種植甘蔗的發展餘地，但是缺少勞工。因為納塔耳的朱魯人不適宜於這種形式的工作，如果沒有外來的勞工，要想種植甘蔗和制糖，是不可能的。因此，納塔耳政府便和印度政府通訊，取得後者的同意來招募印度勞工。招募的辦法是簽訂在納塔耳做工五年的契約，期滿後工人可以自由定居在那裡，並有充分的權利購買土地。這是對他們的誘餌，因為當時那些白種人正盼望著印度工人的技術在契約期滿之後留下來改進他們的農業。

　　然而印度人卻提供了比人們期望於他們的更多的東西。他們種植了大量的蔬菜。他們帶來了大批的印度品種，並設法種植，使當地的品種更加便宜。他們還傳播了芒果。他們的企業並不限於農作。他們進入了商界。他們買地造房，有很多人從勞工的地位升為土地和房產所有者。印度國內的商人隨之而來，並定居下來經商。已故阿布巴卡·阿穆德賽就是他們當中的第一號人物；他很快便建立了規模宏大的生意。

　　這種情況，使白種商人心懷戒懼。他們最初歡迎印度勞工前來，並沒有料到這些人也有做生意的本領。他們要是作為獨立的農業者，也許還可以得到容忍，但是他們在商業上的競爭，卻令人無法忍受。

　　這就撒下了敵視印度人的種子，還有其他的許多因素促使它的成長。我們的生活方式和他們不同，我們的生活簡樸，我們滿足於微小的收入，我們對於清潔衛生的規定滿不在乎，我們不善於維持周圍環境的整潔，以及我們不善於保持房屋的美觀——所有這一切，加上宗教信仰上的分歧，都有助於煽起敵對的火焰。在取消選舉權的法案中，在對印度契約工人征課捐稅的立法中，都體現了這種敵對，除了立法之外，還有一大批進行欺壓的辦法早就開始了。

　　頭一個倡議是印度勞工必須強迫予以遣返，這樣，他們的契約期限就在印度滿期了。印度政府大概不會接受這種辦法。

　　因此又有人提出另一種建議，其內容是：

　　一、印度勞工于契約期滿時，必須返回印度；

　　二、如果他不回去，每隔兩年，就得簽訂一次新的契約；每簽訂一次契約，增加一次工資；

　　三、如果他不願意回印度，又不願意簽訂新的契約，每年就得交納25英鎊的捐稅。

　　由亨利·賓斯爵士和馬遜先生組成的代表團被派到印度去為這個建議謀取印度政府的同意。當時印度總督是葉爾金勳爵。他不贊成徵收25英鎊的稅，但同意收3英鎊的人頭稅。當時我以為，甚至現在我還抱著同樣的想法：這是總督方面一個嚴重的錯誤。他在贊成這種建議時，絲毫沒有考慮到印度的利益。他本來並沒有什麼責任去向納塔耳的歐洲人作這種讓步。在三、四年的時間內，一個契約工人和他的妻子，還有一個16歲以上的男孩和13歲以上的女孩，都得納稅。一個四口之家——夫婦和兩個孩子——每年要交納12英鎊的稅，可是做父親的每月的平均收入不過14先令，這種做法是殘酷不堪的，而且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沒有的。

　　為了反對這種捐稅，我們組織了一次激烈的鬥爭。要是納塔耳印度人大會對於這個問題保持緘默的話，印度總督說不定連25英鎊的稅也贊同了。從25英鎊減少到3英鎊，也許完全是由於大會的不滿。不過我這種想法或許是弄錯了。印度政府說不定一開始就不贊成徵收25英鎊的捐稅，而將它降至3英鎊，不管大會是否加以反對。總之，這是印度政府方面一次失掉人心的做法。作為印度福利的受委託的人，總督絕不應該贊成這種不人道的捐稅。

　　大會並不認為這種捐稅已經從25英鎊降為3英鎊是什麼重大的成就。大會不能完全維護印度契約工人的利益，仍然是一件憾事。它一直決心要達到取消這種捐稅的目的，然而這種決心卻一直到二十年以後才實現。而當這種決心實現了，它就不僅是納塔耳印度人的，而且還是旅居南非的全體印度人共同努力的結果。已故戈克利先生的背信棄義，使這次鬥爭成了最後的一次鬥爭，印度契約工人全都參加了這次鬥爭，由於當局斷然開槍的結果，有些人因此喪失了生命，一萬多人受到了監禁。

　　然而真理終於取得了勝利。印度人所采的苦難正是那種真理的表現。可是如果沒有無所畏懼的信念，沒有巨大的耐性和不懈的努力，就不會取得勝利。如果僑團放棄了鬥爭，如果大會也拋棄了鬥爭而任命交納這種捐稅，認為那是無可避免的，那麼，這種可惡的捐稅就將繼續向印度契約工人徵收，一直到今天也不會停止，而給旅居南非的印度人和整個印度留下永恆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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