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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5月28日,哈裡發委員會在孟買通過了甘地所提的不合作運動方案。5月30日,國大黨中央委員會在貝那勒斯召開,甘地主張:為了抗議對土耳其的和平條款以及亨特報告書所宣佈的政府對旁遮普事件的決定,國大党應立即通過不合作運動方案。但國大黨中央委員會認為這與阿姆利則會議所通過的原決議精神不符,且在國人尚未能明察全部情況之前似乎不宜立即有所行動,因而一致決議,年內另於加爾各答召開一次特別全體會議,討論甘地的建議。

  6月1日,印穆兩教300多代表集會,貝桑特夫人、瑪拉維亞、沙甫諾、秦塔瑪裡等人出席,貝桑特夫人試圖勸阻在場的代表不要參加不合作運動,但代表們不置可否。大會未獲具體結論,但甘地借此已瞭解民心所向,他已不能再等國大黨作最後決定。

  6月9日,全印哈裡發委員會在阿拉哈巴德舉行,一致重申甘地不合作運動的原則,同時還指定一執行委員會草擬各項行動細則,並決定給總督一個月的時限,過此則在甘地領導下發動運動。

  6月22日,甘地再次上書總督,希望總督糾正在哈裡發問題上的錯誤,但毫無結果。7月7日,不合作委員會頒佈行動方案,其中包括退回封號、辭去榮譽職位、抵制學校與學院以及拒絕法院訴訟與退出立法會議、推進土布運動等。

  8月1日,在被定為不合作運動發動之日,20年代印度政治舞臺上最具聲望的國大党領袖提拉克逝世。提拉克是印度偉大的民族英雄,早在1895年他就首先提出自治口號,一直是國大党激進派領袖,1905~1908年印度民族鬥爭的實際領導人。在1915年溫和派領袖戈克利去世後,開始了國大黨歷史上的提拉克時代,在他的努力下,國大党與穆斯林聯盟終於攜手合作,為印度民族革命高潮的來臨準備了基礎。提拉克的死使印度全國陷入空前的悲哀之中,甘地聞訊悲慟萬分。這天早上,甘地偕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小尼赫魯)立即從信德省趕往孟買,加入了萬人參加的送葬禮,在萬民悲咽聲中,提拉克的遺骨在薄暮濃霧中火化。

  提拉克的死給甘地巨大打擊,甘地在《青年印度》中寫道:「我最堅強的堡壘垮了,提拉克已不在了,我很難相信他已經死了,他是人民這麼重要的部分。今天我們沒有任何人能像提拉克這樣獲得群眾支持,他受同胞的愛是無可比擬的。他無疑是人民的偶像。他的話是千萬人的法律,我們中間的巨人已經長眠不起,再也聽不見他獅子般的吼聲。」

  提拉克之後,誰將領導印度?在人民的企盼中,甘地開始了他具有歷史意義的行動。

  1920年8月1日,甘地寫信給總督蔡姆斯福德爵士,退還英皇授予他的勳章,並表明自己將不再敬愛一個「無恥、不道德、不講理」的政府,發出了不合作運動的訊號。

  總督對甘地此舉大光其火。他指責不合作運動為「最無用的」、「設計惡劣的」、「內容空洞的」、「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形容整個運動是一切方案中最愚笨的,企圖以此挫敗甘地的信念。

  甘地隨即予以回敬。他說:「不幸得很,就在閣下的譏諷侮罵中,此一運動將漸次擴大,亦如政府之高壓即將來臨,任何一項偉大的運動都可能打消,但決非暴怒、忽視或辱駡其創始人所能奏效,我乃注意行動之人,又是不合作委員會之一員,負責領導此一運動足見它不是空洞的,它也不會不切實際,只要人民響應。」

  不合作主張一開始在國大党多數政治家中也得不到支持。批評、懷疑、責難來自四面八方。有人懷疑非暴力不合作將導致暴力,認為群眾一旦被廣泛發動起來,要控制在非暴力範圍內是不可能的。有人認為完全的不合作沒有必要,殖民當局已宣佈實現改革,雖然不能令人滿意,也算是多年鬥爭的結果,實現不合作等於前功盡棄。還有人對不合作計劃中包括的各種抵制能否行得通表示懷疑,等等。

  為了廓清誤解,讓其主張深入人心,甘地通過他主辦的《青年印度》及《新生活》雜誌,大力宣傳不合作運動的真義,從各方面闡述不合作運動的必要性與可能性。《青年印度》當時的發行量已由2500份上升到40000份,甘地的宣傳自然在各階層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除了撰寫文章外,甘地經常採取的另一手段就是到各地旅行演講。這一次,他同蕭克·阿裡及其他穆斯林領袖分別趕赴旁遮普、信德、馬德拉斯各地。甘地赤裸雙腳,身纏土布,鼻端架著鋼架眼鏡,出現在偏僻落後的山村、人群密集的都市或三等車的車廂裡,無論路途多麼遙遠,也不論是颳風下雨,他從不停止演講。其實他不僅僅是用他的語言、思想,而且是在用他的赤誠忠心和整個人格力量在從事宣傳群眾的工作,在饑饉肆虐的印度,在宗教影響無所不及的印度,甘地苦行者的形象及其慣常使用的宗教語言與儀式贏得了那些衣不蔽體、食不裹腹卻崇拜偶像的人們的狂熱擁護,人們把他作為印度的先知和神明加以頂禮膜拜,這是國大党其他著名領袖望塵莫及的。

  為了讓國大黨接受他的不合作方案,甘地沒有坐等國大黨特別會議討論通過後再採取行動,而是先開展運動,以便充分顯示效果。由於他注意宣傳和組織群眾,運動開展後得到積極的響應。在信德、旁遮普、古吉拉特、聯合省、比哈爾、孟買、孟加拉、馬德拉斯等地,運動都開展得有聲有色。

  群眾已充分發動起來,國大党領導機構不可能再坐等旁觀,而必須表明自己的態度。

  國大党特別大會於1920年9月4日~9日在加爾各答舉行,這次會議是新舊力量的一次激烈的鬥爭,出席代表5800多人,幾乎包括所有國大党著名領導人,如貝桑特夫人、瑪拉維亞、老尼赫魯、達斯等。甘地前去參加會議時,見這陣勢,也不免有些惶恐,對於他正在開展的運動能否得到通過沒有把握。他回憶說:「我像是處在茫茫大海中,不知誰將支持誰將反對,……我只看到眾多老將都都已出席會議。」

  會前,國大党政治家中有一股強大的勢力,準備聯合反對甘地的不合作計劃,其代表人物有老尼赫魯、達斯、貝桑特夫人等。甘地在會上提出了他在旅途中起草的不合作運動決議案,儘管有貝桑特夫人等始終公開強烈地反對甘地意見,但會議結果卻令人滿意,甘地的不合作運動案分別以144∶132和1855∶873在提案委員會和全體會議上通過。

  這主要是因為甘地的不合作計劃有許多支持者。一是來自各省的普通代表,他們多屬資產階級下層,即普通知識分子和上層小資產階級。二是受甘地影響最直接的和原來政治上不太發展的地區的代表,如哈裡發運動最早發動的聯合省、阿姆利則慘案發生的旁遮普、甘地領導過堅持真理運動的比哈爾與孟買省內古吉拉特的代表,他們投甘地票最多。三是孟加拉、孟買地區的資產階級代表。四是國大黨內的穆斯林代表。上述四部分人支持甘地,說明甘地的策略得到資產階級、廣大小資產階級及普通知識分子的擁護。

  但多數老政治家還不準備後退,按規定,特別會議決議須經國大黨年會最後認可,所以他們決定在年會上作最後較量。特別會議之後,首光面臨的是抵制立法會議問題,必須明確表態。國大黨內的反對抵制的勢力鑒於加爾各答特別會議通過的決議,不好公開對甘地的綱領和觀點提出反對,加之群眾對抵制立法會議選舉積極擁護,使一些政治家們從維護自己在群眾中的影響的角度考慮,也不敢貿然行事,所以選舉前夕,達斯、麥爾卡爾等人改變了態度,也宣佈抵制選舉。多數政治家宣佈抵制選舉,這就從根本上打亂了反對勢力的防線。

  抵制立法會議選舉充分顯示了不合作運動的力量。由於大批人拒絕投票和作候選人,使選舉信譽掃地。如中央省只有22%選民投票,52個選區中有7個選區沒有候選人,有33個選區只有一個候選人,其他省份參加投票的人數也只在20%~30%,比例最高的孟加拉省也不過40%。

  不合作運動在其他方面也有些進展,據不完全統計,1920年共有44名律師抵制出庭,46名治安長官放棄職位,33名自治機構成員退出自治機構,61人退回勳章或放棄榮譽稱號,120名政府職員和教員放棄公職。不合作運動在資本家和商人中所獲支持加強。不過,由於國大党許多政治家對不合作還三心二意,所以這些方面的進展不如群眾性抵制立法會議選舉那樣引人注目。

  由於抵制立法會議不成問題,對甘地的不合作綱領反對的焦點轉移到抵制學校、法庭和放棄公職等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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