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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甘地領導的國大党古吉拉特大會也向政府遞交了請願書,打了電報,但當地的英國官員態度強硬,拒不作出讓步。其實,農民們的要求並不高,根據田賦稅則的規定,如果收成在2分5以下,農民可以完全停付那年的田賦。問題是,官方宣稱當年的收成在2分5以上,而農民認為不足2分5。為弄清實際情況,甘地訪問了50多個村莊,並且親自去看過他們的田地,結果證實收成的確不足2分5;為此他建議設置一個仲裁委員會,政府卻固執己見,認為人民要求仲裁是「大逆不道」。最後所有的請願和祈求均告失敗,甘地和同事們商量後,決定領導農民于3月22日開始進行非暴力抵抗。

  甘地蒞臨指揮這場非暴力抵抗運動,對農民來說,是一場激動人心的戰鬥,參加者十分踴躍。幾天之內,便有二千多名志願者申請參加非暴力抵抗,並簽名立誓,堅決拒交這一年的田賦,願承擔因此而釀成的一切後果。

  剛開始,政府未採取強制手段,但看到農民們堅定不移,沒有讓步的樣子,當局便決定使用暴力,他們強賣農民的耕牛和僅有的家具,還到處張貼處罰的通告,有許多地方的農作物也被抵押。農民受此威壓,有些驚慌失措起來,有的便將田賦繳清了,有的還準備拿家具作抵押。

  為了使慌亂中的農民堅定鬥志,甘地現身說法。他叫人把一塊已當作抵押的洋蔥地收割掉,搬走,七、八個人自告奮勇完成此舉,因此被捕。甘地以此鼓勵人們,他說:「這種征封尚未收割的農作物,儘管是根據法律幹的,在道德上也是錯誤的,這無異是一種掠奪,因此人民有責任把洋蔥收割起來。這也是人民學會承受懲罰和遭受拘捕的好機會,因為這些都是抗命不從的必然結果。」有甘地的領導和無畏者的榜樣力量,人民重新表現出空前的積極性。

  在堅持4~5個月相持不下的鬥爭之後,事情出現了轉機,田賦管理處來人通知甘地,只要有能力的農民交了田賦,貧苦的人今年可以緩交。這表明政府已經屈服,人民為此歡欣鼓舞。但在人們慶祝這次非暴力抵抗之勝利的時候,甘地卻感到運動沒有徹底勝利,因為誰是貧苦人民的決定權,不是還要由當官的來判決嗎?

  不過,甘地承認,無論如何,凱達的非暴力抵抗仍有其不可估量的意義,它標誌著古吉拉特農民覺悟過程的開始,也是他們接受政治教育的開始。這次鬥爭,也使一些受過教育的公眾工作者接觸到農民的實際生活,使他們學會怎樣與農民打成一片,古吉拉特的公眾生活因而出現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蓬勃氣象。

  甘地在凱達從事非暴力抵抗的實踐的同時,也不斷撰寫文章和發表演講,闡述他的社會革新思想。如土布運動就是他最為熱衷的一種改革建設工作,他主張,「我們應首先提倡在語言、穿著、思想上表現土布精神」,在服裝上,他認為穿外國服裝,違背土布精神,「我們自己的衣服式樣是最適合我們的生活環境的」。

  甘地還積極倡導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如1918年他在孟買演講時說,女子是男子的伴侶,具有同樣的天賦,她有權參加各種活動,應享有和男子同樣的自由。她應該在她活動的領域中取得崇高地位,亦如男子在男性中的活動一樣,這應該是很自然的現象。並不一定是由於教育的結果。可是,在舊制度的荒謬勢力支配下,最笨最無用的男子也能取得超過女子的地位。「我們有很多工作半途而廢,就因為女子所處的環境使然,我們有很多工作徒勞無益。我們就像小處聰明大處糊塗的商人,不能在事業上放膽投資。」甘地還要求重視並改善三等車旅客疾苦。這是因為甘地從南非回到印度後有四分之一的時間是消磨在他所選擇的三等列車上,因此他深知旅客的苦處。他大聲疾呼:「忽視三等車旅客,我們無疑是喪失了一個教育大眾的機會,教他們守秩序、重衛生、生活有規律,以及如何過簡樸的生活。」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入最後的決戰關頭,為確保戰爭的勝利,贏得印度的全力支持和維持印度國內局勢的穩定尤為重要。印度總督蔡姆斯福德於4月27日特邀請印度各方領袖赴德裡參加作戰會議,甘地也在被邀請之列。會上總督非常希望甘地能支持募兵決議案。甘地只說了一句:「我受責任心的驅使,竭誠擁護這個議案。」

  甘地作出此舉,使許多追隨他的非暴力主義者乃至一般的朋友思想上發生了很大混亂。事後,有人質問:「你主張非暴力,卻要我們拿起武器,是什麼道理?」

  對此,甘地後來解釋說動機複雜。一則他個人雖然反戰,但還沒有足夠能力提供有效的非暴力抵抗。面對世上的罪惡,他需要忍耐與寬容,直到找到或創造一個有效的進言機會;二則是想「借帝國的政治家來證明自治的程度,除了對生死存亡的帝國提供服務,我想不到考驗我自己的更好辦法。況且當時我相信帝國具有樂於扶助印度獲得較好自由的力量。」

  會後甘地又給總督寫了封長信,表明了自己的態度。為慎重起見,他托專人送到西姆拉的總督行署。他在信中寫道:「我認為在這危急之秋,我們應當給而且我們已決定自願地毫無保留地支持帝國,我們期望不久的將來能成為這個帝國的具有自治領地位的夥伴。這是很簡單的道理,我們之所以響應號召,乃基於我們所渴望的目的也能加速到來。就這一點來說,即使是自動盡義務,也是附帶有權利的。人民有理由自信,您的演講中所提到的各種改善,將可包含國大党穆斯林聯盟聯合改革方案中所已提出的主要原則。我相信也就是基於此一信念,故能促使參與會議的許多人們願給政府以全心合作。」「除非很清楚地昭示人民,在最短時間內,必能使印度獲得自治,否則印度人民是不會答應的。」信中他還表示他將至死抵抗有組織的暴政。當局應向官吏呼籲,不可虐待無辜,「要體察民情,看重民意。」最後他請求皇家政府負責當局,對穆斯林國家予以肯定的保證。「我相信您知道每一個穆斯林都關心這件事,我是一個印度教徒,也同情他們的請求,他們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認真關切那些穆斯林國家的權利,關切穆斯林對拜神之地的情緒;適時合理地滿足印度自治的要求,這乃是帝國安全的基石。我這樣寫,因為我愛英國,我願看見每一個印度人都對英國忠心耿耿。」甘地要求總督能將此信公開發表。他的意圖是以正視聽,同時也是為日後的交涉留下憑證。總督急於要得到甘地的支持,因而同意他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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