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傳(13)_學達書庫

一三

　　1903年1月1日，甘地從德班趕到比勒托利亞，他得在那裡搜集資料，寫成備忘錄，準備提交張伯倫。比勒托利亞的地方當局本來存心不讓甘地入境，當他們看到甘地居然來了，不禁驚奇。亞洲人事務部主張根據新頒發的治安法將他逮捕（該法規定，凡未持有入境證者，即可將之拘捕入獄）。當他們得知甘地持有合法入境證，便以入境證發錯了為理由，要甘地離開比勒托利亞，並強行將甘地的名字從請願代表團中刪掉。這對甘地簡直是奇恥大辱，但為了僑團的事宜，甘地不計較個人的屈辱與否，建議讓另一個印度律師——喬治·戈克萊先生代替他的位置。

　　戈克萊先生領著僑民代表去見過了張伯倫，張伯倫先生在答文中談到甘地沒有參加請願的事十分輕描淡寫：「與其反復聽取同一個代表的話，換一個新人豈不更好嗎？」

　　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僑團要甘地做的事似乎已完結，但甘地不是肯輕易屈服的人。他不打算立即回國，也不準備返回納塔耳，就留在德蘭士瓦，而且還要在德蘭士瓦最高法院登記為律師，他不相信他就對付不了亞洲人事務部。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那麼僑團就會被趕出這個國家，他們將永遠只能過沒有尊嚴的日子。

　　同比勒托利亞及約翰內斯堡的印度人討論了之後，甘地決定在印僑最多的約翰內斯堡成立事務所。

　　約翰內斯堡已成為管理亞洲人的官員的據點，這些官員從來沒有替印度人、中國人或其他亞洲人做過一件好事，只是一味地敲詐勒索。不斷有人找甘地訴說，甘地覺得自己有一種責任，要出來主持公道。

　　他開始搜集證據，待到材料充足，他便去找警察局長。警察局長看過全部材料並找證人核實後，答應將想方設法對付那幫無惡不作的傢伙，不過他和甘地一樣清楚：在南非要找一個白種人陪審員來審判觸犯有色人種的白種人是極其困難的。雖然甘地當時懷疑一大批官員，但由於沒有無可辯駁的材料對付所有的人，所以他的指控只針對兩個人。這兩個人雖然受了審判，結果卻是陪審員不顧昭然若揭的事實，宣判兩個人無罪釋放。不過，由於甘地的工作，這兩個窮凶極惡的官員因民憤極大，還是被革除公職。亞洲人事務部從此收斂了一些，印度僑團也有了一些保障。

　　在德蘭士瓦為印度僑民的利益奔走呼號的時期，甘地的人生觀發生了很大變化。第一次留居南非時，他和基督教徒過從甚密，但對宗教仍然談不上很深的研究。現在他又和通神學的朋友交往，開始系統閱讀印度教的經典如《瑜珈經》、《瑜珈論》以及印度教的聖詩《薄伽梵歌》。甘地對《薄伽梵歌》尤其喜愛，他每天清晨沐浴時，在牆上按上紙片，寫上幾首梵歌，一邊洗漱一邊背誦。他用這種辦法背誦了十三年，並以此作為每日行為的指南。聖詩中的「不佔有」與「平等」的教訓更是深深地吸引了甘地。他以為聖詩中叫人不佔有，是說人生在世，錢財不過身外之物；正如司庫出納，過手錢財雖多，卻不能據為己有。人如能抱不佔有和平等的觀念，即可收到「洗心革面」的效果。受此影響，甘地放棄了原準備投入的1萬盧比的人壽保險，他寫信給他的哥哥：「我曾多次寫信給你，我的全部積蓄可望到1萬盧比，準備送你；但從現在起你不必再作指望。因為將來如有任何積蓄，我將用於印僑的公益事業。」他的哥哥為此極不開心，很長一段時間兄弟倆斷了通訊。

　　簡樸的理想逐步實現，宗教的意識日益活潑，甘地把素食當作一種使命的熱情日趨高漲起來，因此他曾為瀕臨倒閉的兩家素食館慷慨解囊。由於生活力求簡樸，甘地覺得求醫問藥也屬多餘。他本有便秘和頭痛症，一向藥不離身，他決定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不吃早餐，並嚴格限制進食量，以鮮果和硬果作主要食譜，戒絕牛奶，這樣治癒了頭痛。對於便秘，他則採用自然療法，用冷水摻一些乾淨的泥土鋪在一塊細布上，然後紮在肚皮上，睡覺時系上，醒來時取掉，這種辦法效果很好。事實上，甘地後來一直對土療和水療法深信不疑，他認為絕大多數的病，幾乎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可以用有規律的飲食、水療、土療和類似的家常辦法治好。

　　在人際關係方面，甘地崇尚博愛、平等。生活中各種各樣的事使他同各階層的人有了密切的聯繫，他對他們往往一視同仁，無論是親戚、朋友，還是陌生人，是同胞還是洋人，是白種人還是有色人種，是印度教徒、還是信奉其他宗教的印度人，如穆斯林、耆那教徒、基督教徒、或猶太人，他從不區別對待，只要有機會他都盡可能提供幫助。甚至是他極為痛恨的貪官污吏，他對他們個人也並無私怨，他認為人和行為是兩碼事，一個好的行為應該引起贊許，而一件不好的行為就應該受到譴責。但對做出這種行為的人，則不能因其行為的好壞而受到尊敬或憐恤，亦即「惡其罪而非惡其人」。甘地認為這是他非暴力抵抗運動的一個必要部分，這種「非暴力」便是追求真理的基礎。

　　1904年，《印度輿論》創刊，一開始它是用英文、泰米爾文、古吉拉特文和印度文4種文字發行。雖然名義上是由一位頗有新聞工作經驗的青年曼蘇克拉爾·納紮先生為第一主編，但事實上這個刊物的經營是由甘地負主要責任，它很快成為甘地在南非從事宣傳的有效陣地。從它創刊到1914年，幾乎每一期都有甘地的文章，它以其嚴謹、求實的風格征服了讀者和批評家。通過這種形式，甘地與讀者之間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在甘地抵達南非的第10個年頭，甘地有了一個重大發現。在一次旅途中，一位朋友送給甘地一本《給最後的一個》作為旅途的消遣，這是甘地初次閱讀英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約翰·魯斯金的著作，他被深深吸引住了，以致整晚無法入眠。他發現這部1862年初版的書裡，正反映著他自己曾經思考過的許多思想，如個人的好處包含在眾人的好處之中；律師的工作同理髮師的工作具有同樣的價值；勞動的生活，即做手工的人的生活是最有價值的生活，等等，他決心照著這本書的理想去改變自己的生活。

　　他準備開闢一個農場，把《印度輿論》搬到那裡。在農場裡每個人都要勞動，領取同樣的生活費，利用業餘時間為《印度輿論》工作，無論什麼人和什麼膚色，每月一律支取3英磅的生活費。

　　甘地很快行動起來，10天之內，他便籌資1000英鎊，通過廣告徵購到德班附近鳳凰村一塊20英畝的土地。當時那裡是一片蠻荒之地，人煙稀少，雜草叢生，自從甘地和他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來到了這裡，這片荒涼的土地上便有了生機與活力。拓荒者們自己動手，風餐露宿，日夜奮戰。在他們揮汗如雨的勞作中，一間長75英尺、寬50英尺的印刷廠拔地而起。這裡雖然膚色、人種不同，但沒有階級壓迫，人人自食其力，一派和平安詳。這正是甘地崇尚的烏托邦理想，或者說正是甘地按理想建立的一塊試驗樣本。

　　《印度輿論》報仍每週出版。為減少開支，配合印刷設備的條件，週刊改為僅發行英文版與古吉拉特文版，週刊的宗旨是增進愛德華統治下歐印人民的合作，教育輿論，消除誤會，並檢討印度僑民本身的缺點，使其明白爭取自己的權利與義務。

　　甘地原打算逐漸擺脫律師業務，在鳳凰村住下來，靠體力勞動維持自己的生活，然而這個願望很難實現，約翰內斯堡的律師業務面臨很多問題需要他去處理，因而鳳凰村的房子還沒蓋好，他就不得不重返約翰內斯堡。

　　律師業務和鳳凰村的事情已使甘地脫不開身，短期內返回印度已不可能。1905年初，他回印度把家眷接到了南非。

　　為了公眾工作的需要，甘地在約翰內斯堡的寓所是一棟擁有8個房間的兩層樓的西式樓房，四周有花園，前面是空地，居住條件較為舒適、優雅。同居的人包括甘地夫婦，以及他們的3個兒子——10歲的曼尼拉爾、8歲的拉姆達斯和5歲的迪瓦達斯，還有與甘地志同道合的好友波克拉夫婦和另外一個印度夥計。這個大家庭同灶共生，親如一家。甘地也按照魯斯金的思想，自己動手做家務，勤儉治家。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