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傳(10)_學達書庫

一〇

　　大會成立那天，印度僑民濟濟一堂，擠滿了阿布杜拉那間寬大的房子。全體到會代表情緒高昂，氣氛熱烈。討論通過的大會會章簡明扼要，並規定會費為每月5先令，經濟狀況較好的人鼓勵多交。阿布杜拉月交2英鎊，名列前茅，甘地也不顧自己微薄的收入，決定月交1英鎊會費，大多數人都是月交10先令，大會當場就接到許多捐款。

　　甘地是大會秘書，收集會費的任務便落到他的頭上。開會時人們一時衝動，慷慨解囊，信誓旦旦，可一旦熱情消逝，收集會費便很成問題。甘地為收集會費不得不每月四處奔波，有時還要碰釘子。後來甘地建議重新考慮將月會費改為年會費，這一大難題才得以大大簡化。

　　納塔耳印度人大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吸收了當地出生而受過教育的印度人。在大會的贊助下，僑生印度人教育協會成立，會員也多是些有知識文化的印度青年。他們交納名義上的會費，協會則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啟發他們的思想，使他們和印度商人接觸，也為他們提供為僑團服務的機會。協會還是一個辯論場所，會員定期集會宣讀有關各種問題的論文，還設有小圖書室。

　　大會注重宣傳，意在使所有英國人和印度人都瞭解納塔耳的真實情況。為此，甘地付出了艱苦的勞動，撰寫了兩本小冊子。一本是《向南非的每一個英國人呼籲》，它用大量事實真實地報道了納塔耳印度人的現狀。另一本是《印度人的選舉權——一個呼籲》，也是以大量事實和數據描述了印度人選舉權問題的來龍去脈。這兩本小冊子當時曾廣為流傳，為南非印度人贏得了大量同情者與支持者，也向南非印度人指出了一條行動路線。

　　納塔耳印度人大會一個明顯的不足就是沒有吸收大量非熟練工人和契約勞工。因為會員入會的先決條件是必須能承擔一定的會費，下層人民就被拒之門外了。作為一個有覺悟的印度僑民，一個逐漸成熟起來的革命活動家，甘地也意識到南非印度人鬥爭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部分人的支持和擁護，他們也是最需要關心和保護的人，甘地一直在尋找機會同他們建立聯繫以贏得他們的信任，解除他們的疾苦。

　　這樣一個機會很快就來了。納塔耳印度人大會成立不久，有一天，一個遭到主人毒打的泰米爾人找到甘地門下。這個可憐的人名叫巴拉宋達朗，是在德班一個歐洲人家裡做工的契約工人。主人盛怒之下，打掉了他的兩顆門牙，來找甘地時，他還滿口流血，手裡拿著頭巾。同胞的不幸遭遇激起了甘地的無比義憤，他決定為這個可憐的人伸張正義。他先把巴拉宋達朗送到一個白人醫生那裡治傷，並要醫生出具受傷性質的證明，而後他又帶巴拉宋達朗找縣長，遞交了他的起訴書。縣長立即傳訊了那位雇主。

　　甘地的意圖並非要懲罰施暴的歐洲人，不過是想通過這種形式為巴拉宋達朗爭得一點起碼的權利——解除對他的契約或讓他轉給別人。按照當時有關契約勞工的法律，如果一個普通傭人擅自辭去，主人會到民事法庭告他，而要是契約勞工這麼做，他就會被告到刑事法庭。在這種情況下，契約工人就像奴隸一樣被視為主人的私有財產，主人可以解雇他，契約工人則不論遭遇什麼情況都不能離開主人。甘地前去拜訪了巴拉宋達朗的雇主，說服他同意了將契約轉給別人，他還替巴拉宋達朗找了一個新的雇主。

　　甘地解救巴拉宋達朗的消息不脛而走，南非各地到處傳誦著一位高等法院的律師為一個契約工人申張正義的神奇故事，其影響甚至遠達即度的馬德拉斯省。甘地便成了這些下層人民心中的救星和朋友，因而贏得南非甚至印度國內契約勞工的愛戴。從此以後，契約工人源源不斷地湧進甘地的律師事務所，向他講述他們的喜怒哀樂，甘地也借此與南非的印度勞工有了進一步接觸和瞭解。

　　1894年，納塔耳政府又打算對印度契約勞工徵收年稅25英鎊。為取得英印政府同意，納塔耳政府已派員前往印度。甘地迅速作出反應，他將此事提交納塔耳大會討論，大會開始組織必要的反抗，如組織宣傳、利用輿論工具向南非納塔耳政府和英國殖民政府施加壓力。最後印度總督額爾金勳爵不同意徵收25英鎊年稅而同意收3英鎊人頭稅。即便如此，甘地認為總督不應作此讓步，雖然名義上賦稅有所減輕，但考慮到契約勞工的實際承受能力，這種加收3英鎊人頭稅的做法也是殘酷的。為了維護印度契約工人的利益，甘地一直致力於從根本上取消這種苛捐雜稅。實際上，直到20年以後，由於僑團和南非全體印僑的共同努力，3英鎊人頭稅才最終被取消。

　　1896年，甘地旅居南非3年之後，決定回國一趟。當時他在南非不僅建立了頗為良好的律師業務，而且在公眾工作方面聲名卓著，他知道自己將在南非長住，此番回國，是想把妻兒帶來，同時也想借此機會引起國內公眾對南非印度人的注意。

　　這次航行激起了甘地學習烏爾都語和泰米爾文的極大興趣。船上乘客很少，其中有兩名英國官員與甘地過從甚密。有位醫生給了甘地一本《泰米爾文無師自通》。甘地滿心歡喜。在南非的經歷使他認識到，為和穆斯林取得密切的聯繫，應具備烏爾都文的知識。同樣道理，只有學會泰米爾文，才能夠和馬德拉斯的印度人有密切往來。因此甘地很快在船上學起這兩種語言。後來他對泰米爾文和烏爾都文的進一步學習實際上是在南非的監獄中進行的。

　　輪船經過24天航行，在一個天氣晴朗的夏日平安抵岸。甘地搭乘當日的火車趕赴孟買，在孟買作了短暫逗留後，又直接回到拉奇科特。在這裡，他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撰寫出版了一本有關南非局勢的小冊子，在這本小書中，甘地著意勾畫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壓抑的境況，但所用文字卻比先前那兩本小冊子要溫和得多。

　　這本小冊子一共印了1萬份，分發印度各報和各方領袖。《先驅報》首先就這本小冊子發表了社論，路透社經過摘要誇大後發到英國，又由倫敦摘發納塔耳，同時每家報紙都對這個問題大加評論，一時引起轟動。

　　留居拉奇科特期間，孟買發生了瘟疫，弄得附近的人惶惶不安，拉奇科特也很緊張。甘地自告奮勇參與防疫委員會，調查居民衛生情況，他特別留意各區的廁所情況，並設法建議改善。在調查「賤民」區的環境衛生時，只有甘地願意前往。

　　在拉奇科特期間，印度全國正在籌備慶祝維多利亞女王在位60周年的盛典，甘地應邀參加了拉奇科特籌備委員會。早年受過英國教育的甘地對英國充滿難以忘懷的感情，雖然在南非這個英國殖民地他耳聞目睹了種族歧視的種種罪惡，作為一個殖民地的臣民，他也親身經歷了這種統治下的種種屈辱，但他一直相信，英國的統治整個說來對於被統治的人民是有好處的，那些醜惡現象不過是暫時、個別地方的現象，是和英國傳統背道而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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