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裡安回憶錄(115)

一一五

　　每一個參謀本部軍官都應該照正常的規定，到部隊中去工作，或是在他自己原先出身的兵科，或是在其他的兵科，這才可以使他多獲得實際的經驗，以供未來業務上的參考。關於這一方面，德國陸軍在戰前的最初幾年中，實在距離理想太遠了。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凡爾賽條約的限制，使當時參謀軍官極感缺乏，所以無法實行輪換的制度。以後在戰爭期間，這種情形就更為突出。因為許多高級人員都不希望他手下有經驗的參謀被調往前線，而使他們的工作產生了障礙。這種惡例是由OKW和OKH所首創的，其中有些幕僚人員在前後六年的戰爭期間，根本沒有上過一次前線。

　　也許參謀本部制度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其中所有的成員，都受過一種訓練，使他們對於事件的分析和判斷，無論是在戰略上還是戰術上，都是依照一種固定而統一的體系。以這種反應的統一性為基礎，就可以希望使一切的決定也具有廣泛的統一性，法國稱它是「思想上的統一」。參謀總長並沒有指揮權力以來實現他的意志，卻可以希望由於這種整個參謀本部軍官團在思想程序上的一致性，而使他的影響力貫徹到全體陸軍的每一個參謀。此種意識上的一致性，使得參謀本部的軍官團構成了一個特殊的「參謀通迅頻道」（Generalstabsdienstweg），這種現象當然不見容於希特勒。

　　參謀本部的戰略觀念，並不應以某種固定硬性的原理為基礎，而應該配合政治局勢的變化，以及未來新興的各種任務。德國在地理上的位置恰好在中歐，四面都是強鄰環伺，逼得它一定要研究幾個戰場上的作戰問題。同時這種作戰也一定是以優勢的敵人為對手，所以對於這一方面也應詳加研究。舊德國參謀本部的戰略思想，主要的是大陸性質。但是由於空軍的加入，表示渡海作戰的問題應該加以更多的考慮。可惜這個事實卻始終沒有獲得明確的認識。

　　由於可能是同時跟幾個敵人作戰，所以在戰略上必須有一個主從之分：在次要的戰場上取守勢，而在主戰場上取攻勢。所以接著又面臨一個問題——如何把這個攻勢由第一戰場移轉到第二戰場。

　　由於我們的資源太有限，逼得參謀本部一定要研究速戰速決的辦法。由此就引發使用各種形式的「摩托化」的問題。由於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曾經收到速戰的效果，所以我們的敵人就為我們創造了一新名詞：「閃擊戰」。

　　由於地理上的限制，德國總是被迫必須採取「內線作戰」的方式，而在這種作戰中，一定要攻守相間。施裡芬曾經這樣說過：「歐洲現在已經是一個家庭，假使在家庭裡面發生了任何的衝突，那麼其中任何哪一個人都很難置身事外的。」所以德國在每一次的衝突中，都是甘為戎首，這並不是說他們要比其他的民族，更為好戰。這種衝突在長久時間之內，是無法避免的，德國的政治家和軍人總是常常要面臨這種難題。因為他們的資源太有限，所以只有盡可能企圖速戰速決，絕對避免長期的消耗戰，和第三國的干涉。這個問題的解決就足以顯出俾斯麥的政略和毛奇的戰略，實在是高明，而為後人所不及。

　　在1918年戰敗之後，共和國的陸軍還是完全由舊帝國陸軍中的軍官們統率，因為事實上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人。這些軍官們雖然並不贊成共和國政體中的一切改變，但是卻還是準備為魏瑪共和國服務。他們犧牲了許多的特權，和許多可愛的傳統，其目的只是為了愛國家，希望阻止共產主義的威脅侵入德國。魏瑪共和國卻始終沒有能夠將這種臨時的結合，變成正式的婚姻。在新政府與軍官團之間，始終沒有建立起來一種互相信愛的真正感情。固然當時的國防部長蓋斯勒爾博士（Dr.Gessler），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也曾經努力於這個問題，可是卻一點結果也沒有。這個事實的重要性，就是使軍官團以後對於納粹黨的政府，也採取同樣的態度。固然不錯，魏瑪共和國時代的政府，在內憂外患的壓迫之下，對於軍方還是極盡優待之能事，但是他們與軍官團卻始終沒有能夠發生密切的聯繫，並且也沒有為軍官團建立一個政治上的理想目標，所以軍人和新的朝代始終是貌合神離。再加上澤克特的冷靜態度，更使軍官團對於政治完全置身事外。當時的參謀本部（只是一種具體而微的機構）也就是抱著這種態度。

　　當納粹黨剛剛興起的時候，由於愛國心的驅使，使一些青年軍官們，都感到很興奮。德國在軍備上的限制使得軍官團一向感到寸步難移，所以一旦重整軍備的消息發表之後，這些人就像是在十五年的窒息下，第一次呼吸到了新鮮空氣。所以在軍事圈內，大家都一致擁護希特勒和納粹黨，從前政府與軍隊間的空隙，就已經被填滿了。很明顯的，在納粹黨執政之後，軍方的領袖是很難不受到當前政局的影響，可是那時的參謀本部的領袖人物，卻反對這種新發展，最明顯的例證就是貝克將軍的態度。

　　他在核心組織裡，雖然也有一些信徒，但是對於整個陸軍而言，卻殊少影響。貝克和他的繼承者哈爾德，是想利用中央控制的方式，來制止軍事方面受到納粹主義的影響，結果他們這種努力對於一般政策而言並無很大的作用。因為政策只是獨立的前進，而根本不顧及參謀本部是贊成還是反對。這是第二次了，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代一樣，德國人已經自己走進了一個政治上的迷途，而且無法再走出來，因此在戰爭尚未發生以前，就已經感到前途是毫無希望了。於是全國的軍人，在參謀本部領導之下，要從這個迷途中自己尋找出路，但是把他們領到這個地位的責任，卻並不該由他們自己負。

　　事後德國的人民，以及國際法庭對於德國軍方領袖人物的譴責，似乎都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那就是決定政策的人是政客而並非軍人，在今天各國的情形也還是這樣。當戰爭開始的時候，軍人的一切行動，都已經受到了既存的軍事和政治情況的限制。很不幸的，就是當槍聲一響之後，政客們就退到安全的地方去了，而只留下了軍人們，用「另外的手段」來執行「政策的延長」！此處是引用的克勞塞維茨語。——譯者注

　　在軍人為戰爭做準備計劃時，國家的政策應具有決定的作用。根據過去幾年國際法庭的調查，可以證明一直到1938年為止，德國參謀本部的計劃完全是屬守勢的性質。因為當時的德國軍事和政治環境只能容許做如此的打算。雖然從1935年起，德國就開始重整武裝，可是參謀本部中的專家們，卻並不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們認為必須要有相當長的時間，始能使德國的軍隊，尤其是新成立的軍種——空軍和裝甲兵——具有足夠強大的作戰能力。以後完全是由於希特勒個人的命令，軍人們才被強迫地走上了他們所不願意走的路線。

　　一直到1938年的秋天為止，陸軍中還有一種制度，那就是，使在軍級以上的參謀長，與部隊指揮官共同負有做決定的責任。在這個制度之下，假使參謀長對於指揮官的意見表示不同意時，他可以直接向上級報告，以後由於希特勒的命令，這個制度才被取消了。結果不僅一般參謀長的地位都受到影響，而且最受到影響的卻是參謀總長本身。這種參謀長與指揮官同時負責的制度，都是舊普魯士陸軍的傳統，在共和國時代也仍然維持著，所以當第三帝國開始重整軍備時，這個制度就當然沿用了下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這種制度常常使個性堅強的參謀長，對於指揮官居於支配的地位。希特勒是主張獨裁主義的，所以他當然主張只應由一個人負其專責。於是他下令取消了參謀總長與他本人（總司令和最高統帥）聯合負責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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