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裡安回憶錄(68)

六八

　　在我離去之後，克盧格和我的舊部之間還發生了一次衝突，那是由於我那個給部隊的告別書所引起的。克盧格希望不要發表它，因為他害怕我會批評高級長官們。事實上它卻毫不帶刺，李本斯坦終於使我的部下們都收到了我的告別書。

　　我最後的命令是這樣的：

　　第二裝甲軍團的全體官兵們！

　　元首兼三軍最高統帥在今天已經解除了我的職務。

　　當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我不禁回憶起這六個月以來我們並肩作戰的情形，這是為了國家的光榮和陸軍的勝利而戰的。同時我對於那些已經為了祖國而流血捐軀的勇士們，更是不勝感念。從我的內心深處，我向你們表示極誠懇的感謝，在這個長期的作戰中，你們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和發揮了最大的團結力量。我們曾經是安危與共，只要能夠幫助你們和保護你們，就是我最大的快樂。

　　祝你們鵬程萬里！

　　我知道你們還是會和過去一樣英勇作戰，儘管必須在嚴寒的冬天，和優勢的敵軍作戰，但我相信你們一定可以把這些困難全都加以克服。當你們做艱苦的奮鬥時，我的思想是永遠和你們在一起的。

　　你們這是為了德意志而戰！

　　希特勒萬歲！

　　古德裡安

　　第七章投閒置散

　　遭到了這種不公正的待遇之後，我感到很痛心。於是我在1942年1月初，就從柏林發出一個呈文，要求舉行一次軍法會審，來審理我所以被免職的原因，看到底是我對，還是克盧格元帥對。希特勒卻批駁了我的要求，他也沒有讓我知道是憑著什麼理由批駁我的要求。不過很明顯，希特勒是不願意將這一件事的真相公佈出來。大家都完全明白我受了不公正的處罰。在我離開奧廖爾之後，希特勒的副官長希孟德上校就來到了前線，他是奉希特勒的命令來調查這一次事件的真相。李本斯坦和其他在前線上的將領們，就把全部故事的經過告訴了他

　　。希孟德回到大本營之後，他就向他的同僚們說道：「這個人的確是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全部僚屬都是站在他那一面，而且都信任他。我們應該設法將這一件冤案平反過來。」關於希孟德的善意是毫無疑問的，因為他的確是一個品格高尚的君子。不過他這個好意卻並沒有下文，原因是因為有其他的人加以破壞。

　　所以現在我就待在柏林，無所事事，而我的部下卻還繼續在前線上拼死作戰。我知道我已經被監視，我的言行都有人在旁邊注意著。所以在之後幾個月當中，我過著完全退休的生活，難得離開家門一步。同時我也閉門謝客，來拜訪我的人可以說是為數極少。其中有一位是近衛師的師長迪特裡希，他從總理官邸打電話給我，說他要來看我。他鄭重地解釋著說，他是有意採取這個行動的，表示「上級」雖然虧待了我，但是他卻要表示他並不同意這種處理態度。不過迪特裡希卻還是沒有勇氣把他的心事向希特勒說明出來。

　　陸軍中高級將領的人事異動，還不僅限於我和龍德施泰元帥的去職。還有許多功高望重的宿將，也都紛紛地被免職了，有的簡直毫無理由，有的也只有一點很勉強的藉口。這些人中間有蓋爾、弗斯特（Forster）、霍普納爾幾位將軍。至於李布元帥和庫柏納爾（Kubler）將軍卻是自動辭職的。

　　這種大「清算」曾經惹起了相當的抗議。最顯著的是霍普納爾上將的案件：希特勒在把他免職的同時，還剝奪了他穿著制服和佩戴勳章的權利，取消他的年俸恤金，不准他使用原先分配給他的官舍。霍普納爾拒絕承認這個不合理的命令，而這一次OKH和OKW的軍法人員，卻顯示出來相當的勇氣，他們居然敢反對希特勒，指出若是要使霍普納爾接受這種處分，那麼首先就要經過正式的審判，而這種審判顯然對於霍普納爾是有利的。

　　霍普納爾之所以得罪希特勒，是因為他在和他的頂頭上司，克盧格元帥通電話的時候，曾經提到一個刺耳的名詞，那就是「非軍人的領導」。克盧格認為他是有意譏諷希特勒，馬上就把這個情形報告了希特勒。希特勒聽了之後，當然不免會大發脾氣。這些惡感的累積，結果遂使希特勒更一意孤行，1942年4月26日，德國國會又通過了一條法律，准許希特勒可以完全不必經過國會的討論，而用命令改變一切的法律，從此希特勒的獨裁權就真正到了毫無限制的程度。從此德國已經不再是一個近代化的法治國家。這些法案的通過，軍人們並無責任，不過他們卻飽嘗了這些惡果的滋味。

　　這幾個月的不愉快生活，更使我的心臟益增其脆弱，常常出現緊張過度的現象。由於醫師的忠告，我決定帶著太太一起，在1942年的3月底，遷到巴登韋勒（Badenweiler）去做四個星期的異地療養。春天裡的田園美景，加上那個小溫泉的醫療效力，逐漸使我的心臟和靈魂，都得到了一點安慰。不過當我回到柏林之後，我的太太卻突然患了極嚴重的惡性血中毒病，睡在床上好幾個月，使我大傷腦筋。此外，我在柏林的生活也非常不愉快，尤其是常常還有不速之客來訪，使我感到厭煩。於是我們就想搬到德國南部去住，以避免開首都的政治空氣。9月底，我就向國內軍總司令弗洛姆將軍提出要求，看能不能請假去從事這種遷居的安排，弗洛姆就回答說請我去和他當面一談。

　　前幾天，隆美爾曾經從非洲發了一個電報給我，說他因為健康的關係，必須回歐洲來休養，他已經向希特勒建議讓我去代理他的職務。這個建議卻為希特勒所否決。於是現在，弗洛姆就問我，是否考慮到再被召用的情形，我說我想是不會再有這種機會的。當我從南部旅行回來之後，弗洛姆又用電話請我再去見他一次。他告訴我，他曾經和希孟德談到我的問題，據希孟德說我的被召出山是不會有問題的。不過希特勒聽說我準備在德國南部購置產業，由於他知道我的祖籍是西普魯士，所以他希望我住在那裡，而不要遷到南方去。據說他準備對於凡是獲得橡葉騎士級鐵十字勳章的人，都由國家贈與一些地產。他勸我到我的故鄉去尋找一個合適的產業。當我聽了這一席話之後，就知道我還是沒有辦法脫去這一套灰色的制服，安分守己地去當我的老百姓。

　　不過至少目前還談不上這些問題。到了1942年的秋季，我的心臟病再次復發。在11月底，我突然昏死過去有好幾天之久，一點營養都不能吸收。多虧柏林名醫多馬拉斯教授（Prof.Domarus）的妙手回春，我才慢慢恢復了。到了聖誕節的時候，我一天可以離開床鋪幾個鐘點，到了2月底才完全恢復。我以為可以到西普魯士去尋找房產，準備開始過一個地主式的平民生活。但是天意卻並不肯做如此的安排。

　　1942年一年當中，德軍從6月28日到8月底，還是一再地發動新的攻勢，在南翼方面，克萊斯特的部隊到達了高加索山地，而在北面的第六軍團，在鮑盧斯的領導之下，已經深入到了伏爾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那些作戰計劃的基礎又是一個荒唐的理想。在1941年到1942年間的冬季苦戰之後，德軍的實力早已大形減弱，根本就無餘力來達成這種狂想的目標。正和1941年的8月一樣，希特勒所注意的目標都是經濟性質和思想性質的，而忽略了首先應該擊敗敵人的軍事力量。希特勒作戰的目的，是想要奪取裡海（Caspian）的油田，切斷伏爾加河的水運，並且毀滅斯大林格勒的工業中心，可是從純軍事立場上來看，這些行動都毫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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