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裡安回憶錄(1)

一

　　第一章背景與青年時代

　　1888年6月17日，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我在維斯瓦河（Vistula）邊的庫爾姆（Kulm）出生。我的父親，弗裡德裡希·古德裡安（Friedrich Guderian），他當時是第二波美拉尼亞輕步兵營（Pomeranian Jaeger Battalion）的一名中尉，1858年8月3日生於圖霍拉（Tuchel）地區的大克羅尼亞（GrossKlonia）。我的母親，閨名是卡拉娜·克爾齊霍夫（Clara Kirchhoff），1865年2月26日在庫爾姆附近的尼姆克瑞克（Niemczyk）出生。我的曾祖父母都是地主階級的家庭出身，而追溯我的先世，所能發現的也只有地主和律師這兩種職業。只有我的父親才是惟一一個正規軍官。

　　1890年10月2日，我的弟弟弗裡茲（Fritz）也降生了。

　　1891年，我的父親因為軍職的原因，調駐阿爾薩斯（Alsace）州的科爾馬爾（Colmar）地方，我自六歲起就在那裡入學讀書。到了1900年他又調駐洛林（Lorraine）州的聖阿沃爾德（St.Avold），由於那是一個小地方，沒有高級中學，所以我父母就必須將我送入一個可以寄宿的學校裡去求學。因為我的父親收入有限，而且又希望他的兩個兒子未來都以軍人為職業，所以他就決定把我們倆送到軍校就讀。1901年4月1日，我們弟兄兩人就進了巴登（Baden）地方的卡爾斯魯厄（Karlsruhe）幼校，一直讀到1903年4月1日，我才轉學到柏林附近，大光野（GrossLichterfelde）的中央軍官學校，兩年後，我弟弟也轉到這所學校就讀。1907年2月我畢業了。當我今天回憶起當年教我的教官們，就不禁滿懷感佩之情。我們在入伍生團中所受的訓練，當然是以嚴格的軍事紀律生活為主，但是它的基礎卻是建立在仁愛和正義上面的。我們的課程是以最新式的實科中學為標準，特別注重近代語文、數學和歷史方面的學習。這些課程為學生們的人生提供了一項良好的準備，使得軍校畢業生的文化程度絕不比一般學校畢業的稍有遜色。

　　1907年2月，我被分配到駐在洛林州比奇（Bitche）的第十漢諾威（Hanoverrian）輕步兵營，充當見習官，這個營的營長就是我的父親。他一直到1908年12月才被調走。這個意外的好運使我在離家六載之後，又可以暫時享受到家庭生活的快樂。1907年4月間到12月間，我在梅斯（Metz）再受了一次短期訓練之後，就於1908年1月27日接到了少尉的委任。從此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為止，我都過著一個很愉快的低級軍官的生活。1909年10月1日，我們的輕步兵營被調回它的故鄉，漢諾威省，去擔任駐防的工作。在那裡我與我的愛妻，瑪格麗特·哥爾尼（Margarete Goerne）訂了婚。我們在1913年10月1日才結婚，自此以後她就一直是與我共甘苦的賢內助。

　　我們新婚後的快樂生活不久即為戰火截斷，自1914年8月2日起，在以後4年中，我一共只回家度過一次短短的假期。1914年8月23日，上帝賜給我們第一個兒子海因茨·顧恩特爾（Heinz Gunter），1918年9月17日，我們又生了第二個兒子，庫爾特（Kurt）。

　　我親愛的父親在戰爭開始後不久就病故了。他的逝世使我在軍人典型和人格上失去了效法的楷模。我的母親比父親多活了16年，於1931年3月間逝世，結束了她充滿慈愛的一生。

　　當休戰條約簽字的時候，我正在東線戰場方面擔任防禦任務。最初駐紮在西里西亞（Selesia），後來調往波羅的海地區。在本書所附的大事年表中，可以看到我半生戎馬生活的大致經過。年表中記載著，一直到1922年為止，我都在隊職與幕僚兩者之間討生活，我本是步兵出身，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初幾個月，我在駐科布倫茨（Koblenz）的第三通信兵營服務的時候，負責包括無線電作業在內的諸多工作，我由此學會了不少有關通信的知識，這項經歷在我日後著手建立一支新兵種的時候，充分發揮了它的價值。

　　第二章德國裝甲兵的建立

　　我在兩次大戰之間的那段日子裡，主要的活動都與德國裝甲兵的建立具有密切的關係。雖然我原是輕步兵出身，而且也未受過任何的技術訓練，但是命中卻註定了我一定要和「摩托化」的問題發生密切的關係。

　　1919年秋天我從波羅的海地區回國之後，有一個短時間是在漢諾威的第十旅中服役。在1920年1月，我又回到我從前的輕步兵營中擔任一名連長。雖然我在1920年1月以前曾擔任過參謀本部的工作，但是當時我實在不敢妄想再重回到那種職務，因為第一，我離開波羅的海地區的時候，國家的處境非常惡劣；第二，在一個軍備受限且總額僅10萬人的小型陸軍中，要想迅速地升遷更是絕對的不可能。所以當1921年秋天，我那可敬佩的團長，阿姆斯貝格上校（Col.von Amsberg），問我是否願意重回參謀本部去工作的時候，那簡直使我感到驚喜過望。我立即表示我願意去，可是以後卻仿佛石沉大海，好久都沒有消息。一直等到1922年1月，斯徒普朗格中校（Lt.Col.J.von Stulpnagel）才從國防部的陸軍參謀本部打電話給我，問我為什麼還沒有到慕尼黑去報到。從他的口中，我才知我已經被調到運輸兵總監部（Inspectorate of Transport Troops）去工作，因為該部總監柴希維茲將軍（Gen.von Tschischwitz）曾經要求調派一個參謀本部軍官到他那裡去服務。我的調職命令是自4月1日開始生效，但是為了使我在任職之前先對運輸部隊的實際業務有相當的瞭解起見，所以先派我到慕尼黑第七摩托化運輸營去實習；因此我馬上就要去到任。

　　我對於這個新職務感到非常愉快，於是我立即到慕尼黑去向該營營長魯茲少校（Maj.Lutz）報到。在以後的歲月中，我和他常常在一起工作，這個人深得我的敬佩，他對我的態度一向是非常友好的。我被派到第一連去服役，連長是魏末爾上尉（Capt.Wimmer），他原是一位空軍人員，後來還是回空軍去了。魯茲少校在我到任的時候就向我解釋說，將來我在國防部內的工作一定是與摩托化運輸部隊的組織及使用有關係的。我在慕尼黑的工作就是為這種業務做一個基礎的準備。魯茲和魏末爾都盡其所知的把他們的一切業務知識傳授給我，而我也的確學到了不少的新東西。

　　1922年4月1日，我到柏林去向柴希維茲將軍報到，非常熱切地想知道他對於我這個新幕僚的工作有些什麼指示。他向我解釋道，他原先是準備以摩托化運輸部隊的使用作為我的工作範圍。但他的參謀長皮特少校（Maj.Petter）卻另有主張：說我應該先去研究摩托化運輸的各種問題，例如工廠、加油站、技術工作，最後甚至於還包括公路的工程問題以及其他的運輸工具等等。我當時不免吃了一驚，我就向將軍報告說，我對於這些專業的技術問題實在是毫無準備，而且以我的能力也絕對無法勝任。將軍卻回答我說，他本來的見解也是與魯茲少校相同，但是他的參謀長卻以條文法規為根據，堅持參謀人員的工作支配是他的權限，連總監也無權過問。我要求仍准我重回步兵營去服務，但是也被拒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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