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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皇帝背向眾人,用溫和的聲調同我講話,問我有沒有結婚,是否有兒女,有何愛好。還談到我同宮廷的關係,問及公爵夫人阿瑪麗亞、侯爵、侯爵夫人以及其他諸事;我很從容地回答了他。他表示滿意,並且把這一席話翻譯成他自己的話,只是比我所能表達的更肯定些罷了。

  這裡我必須提到的是,在整個對話中,我不得不對皇帝表示同意的方式表示讚賞;因為他是很少不動聲色地聽人講話的,他要麼深思地點頭,要麼說上一句「是」乃至「對」,或者諸如此類的話;同樣不該忘記提一句的是,每當他講完了話,通常總要補充一句:「歌德先生的意見怎樣。」

  最後,我抓住一個機會用一個手勢詢問宮廷待從,我是否可以告退?他回答之後我隨即告辭了。

  歌德對拿破崙的認識中既含有青年時代尋求統一德意志的英雄人物的遺留,也含有「狂飆突進」時期對自由行動著的人的價值認同,更有對其隱含在「惡」的形式中的歷史意志的洞察。在拿破崙執政伊始,他曾謹慎地表示過自己的懷疑。但當拿破崙的遠征獲得巨大的輝煌成果,他在崇拜和仇恨中成為一個偉大的魔鬼,任由古典式的熱情、天真的侵略行為和無節制的行動自由誘導他掌握世界最大權力時,歌德似乎忘掉了這場巨變的君主主義基礎,也忘記了他曾親自能加過、旨在恢復波旁王朝的出征。他從奧斯特裡茨之後,就把波拿馬稱作自己的皇帝。如今會面之後,歌德其實完全理解拿破崙——這位創造歷史的偉人對自己的功利性要求,那是在談話中第三次提出悲劇問題:悲劇對於群主們和各民族,應當是一種教育。這才是作家才能所能達到的最偉大的目的。您應該寫《凱撒之死》,把他塑造成一個最可尊敬的形象,比起伏爾泰創造的形象來,具有更大的權威性。這部作品應該成為您一生中的主要作品。您應該向全世界表明,凱撒是能夠造福於人類的,如果給他時間來施展雄才大略的話。去巴黎吧!我請求您!

  但歌德既不能去巴黎,也無法作為其赫赫武功的點綴,他肯定的是拿破崙的理想價值,而不是對自己民族的征服。因此當世界的統冶者給他設想一條新的生活之路時,他卻寧願坐在自己年輕的、一頭淡黃色卷髮的女友身邊。

  並非愛拿破崙創造世界歷史總有文人記錄者相隨的啟發,歌德也感到自己成為一個歷史人物,需要對自己的生平進行一番考察和反省。1809年10月15日的日記中記有他的自傳的大綱,他試圖通過不記載偶然事件而側重於思想發展,寫出個人同社會、時代的關係,把自我評價視為對他的人格的歷史考察,「把人與其時代關係說明,指出整個情勢阻撓他到什麼程度,掖助他又到什麼地步,他怎樣從其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以及作為藝術家、詩人或著作家又怎樣再把他們反映出來」(《詩與真·自序》)。

  1814至1815年歌德寫出《詩與真》的前3部,第4部則直到1831年才完成。它記敘了他從童年、萊比錫、施特拉斯堡直到魏瑪之前的廣闊生活,其實也可視為18世紀中葉的德國社會生活史。他以後的經歷分別在《意大利遊記》、《出征法國記》(附《圍攻美因茲》)、《1797年赴瑞士旅行》、《1814年與1815年在萊茵河、美因河內卡河畔》等著作中得到記錄和表現。

  1831年12月1日,歌德曾致函老朋友威廉洪堡:我甘願承認,由於我的高齡,一切事物對我來說將愈益成為歷史的,無論在過去發生於遙遠國土上的事情,還是就在我近旁當前發生的事情,完全是一回事,而且在我看來,連我自己也俞益成為歷史的了。

  確實如此。每一個人,不止是歌德,甚至創造歷史的英雄如拿破崙,不都表現了作為歷史的產品的一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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