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11)_學達書庫

一一

　　§第六章　魏瑪「練政」

　　1775年11月7日早晨，歌德首次來到魏瑪城。這時的魏瑪公國是德國許多封建小邦之一，人口不過10萬，首都居民僅6000人，赫爾德稱之為「介於村莊和宮城之間的地方」。這1年是魏瑪公爵親政的第1年，1758年他的父親愛倫斯特君士坦丁公爵去世後，曾由母親安娜·阿瑪利亞攝政17年，氣象已然不凡。他初掌國政，雄心勃勃地準備幹出一番事業，尤其對於文學藝術極力獎掖，小小的魏瑪後來竟成為德國文化的中心。初來乍到的歌德自然對此情況並非一無所知，他與青年公爵情投意合，因此希望利用一切機會影響他，通過他實現自己的社會改革計劃，使自己的才能變為社會現實。這也曾是維特們的理想。1775年11月，歌德給朋友寫信，表達了初到魏瑪的喜悅之情：

　　我的生活鋒如雪橇向前飛快地滑行，悠然起伏，鈴聲悅耳。天知道為什麼我還註定要經受這種磨煉。

　　它給我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活力，而萬事也將稱心如意。

　　（《致約翰娜·法爾默》）

　　1776年1月22日，他又給這個朋友去信：

　　如今我已完全陷入所有宮廷和政治糾紛之中，幾乎不能自拔。我的處境夠有利的了，魏瑪和埃森納赫公國一直是一個舞臺，人們可以在這裡看到一個人是怎樣一躍而成為世界大人物的。但是，我並不急於求成，自由與滿足將成為新制度的主要條件，儘管我比以往更能就地洞察當今君主統治的污穢不堪的一面。

　　（《致約翰娜·法爾默》）

　　歌德的這些話反映了他與環境的關係。一方面，他為君主所信任，獲得了建功立業，改造社會的機會，能夠參與專制政府的統治；另一方面，他與宮庭又存在種種矛盾，需要時時拋棄個人自由而作出妥協，這樣又可能使他根本就無所作為。因此他需要找到一種理想的關係以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這也是所謂歌德的「天才詩人和法蘭克福市議員的謹慎兒子、可敬的魏瑪樞密顧問」之間的人格矛盾的現實心理基礎。這種矛盾使得他既最迫切需要戰友，又最容易引起戰友的誤解。幸好公爵對歌德的信任是強有力的，送給他郊外別墅；給他父母寫信；不顧教會僧侶的反對，邀請赫爾德擔任魏瑪教區的主教。不久朋友倫茨和克林格爾也到了魏瑪。

　　歌德很快以溫文爾雅的舉止和天才的魅力驅除了宮廷的敵意。在公爵母親安娜·阿瑪利亞眼裡，歌德是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她在富蒂爾特有一個文藝沙龍，其領袖人物正是歌德在《神、英雄、維蘭特》中批評過的維蘭特，當時歌德不滿維蘭特貶低莎士比亞和古臘藝術，故作了諷刺詩予以譏嘲，也曾使之不快。但歌德「只為公仇，不涉私怨」的態度最終得到了他的諒解。如今相互見面，維蘭特對歌德稱讚備至，甚至在自己主辦的《水星》雜誌上發表《獻給歌德的頌歌》。

　　憑著維蘭特的熱情介紹和歌德的巧妙周旋，公爵家庭周圍的人很快接納了他。1776年6月，他以公爵私人顧問的身份作為樞密院參事正式參預國政。但在別人眼裡，他不是隨公爵出遊，就是出席宮廷舞會，似乎跟一個弄臣差不多。

　　歌德並不在乎別人怎麼看他，他剛來這兒沒幾天，不是就有人對他惡語中傷嗎？但現在似乎遠方的戰友也對他疑慮重重，認為他——「狂飆突進」的旗的陷入了封建主義營壘。1776年6月12日克林格爾不得不寫信給朋友替歌德解釋：「過去和現在，我在這兒每天都發現，關於歌德的事確實是沒什麼可議論的，事實上，他忙於政務，並利用這個國家做事情——人們應該怎樣來稱呼他呢？在此，我想一併告知你，一切同我們所想像的完全是兩回事，特別是那些傳聞純屬子虛，你切不可輕信，姑妄聽之而已。歌德深受人們的愛戴，是國家的救主，而公爵也是個出類拔萃的人物。我們從瑞士和其他地方聽來的所有消息沒有一句實話」（《克林格爾致E·施來爾馬赫》）事實上，歌德「治國安邦」（致默爾克信語）的計劃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不提他千方百計推薦戰友出任要職，他自己介入國事的程度也日漸加深。

　　1776年6月，歌德被任命為樞密院顧問；1779年，任軍備和築路大巨；1780年，任樞密顧問；1782年任會計長官，並被提升為貴族。在這段時間裡，歌德儼然一名勤勉而幹練的行政大員。

　　他整頓奄奄一息的伊爾梅瑙礦山，使之恢復生產；管理交通，修築道路，取得不凡成績；任軍備大臣時，肩負招募和裝備新兵的重任。他還負責監督紡織品的生產，調查國內地質礦藏情況，組織木材貿易，改進消防制度。到他任會計長官，事實上已成為掌管整個宮廷財政和國家預算的財政大臣。歌德的足跡遍及整個國土，親眼看到自己的思想化為現實，並通過這些繁忙的活動，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活動風格：由解決具體問題而至於社會制度完美性的思考，而至於決定完美制度的思想觀念問題。這倦，他從對於這彈丸之國的繁重職責通向了國家管理這門藝術的橋樑。他學會了這門藝術。

　　歌德永遠學不會的是，不以詩的觀點而應以現實的眼光來看待政治。比如歌德發現，他的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用於改善行政管理是有效的，但更進一步的計劃像皇室領地的分封、減免農民賦稅等則成了不折不扣的烏托邦，而且越是推進阻力也越大。他漸漸懷疑對國家機構變革的可能性，處於一種矛盾之中，既不願意無希望地為公國的統治者服務，也無力與其他人（尤其農民和平民）結成聯盟推進改革。他常常深居簡出，性格越來越孤僻和謹慎，越來越傾向於懷疑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內心生活。

　　其中一個症像是，歌德有意無意地在疏遠自己的朋友們。狂飆突進運動的主將之一克洛普施托克就歌德與公爵的關係上的不當寫信來開導，歌德不客氣地回信反唇相譏，二人的關係從此破裂；和萊斯特納一家的通信往來中止了；和施托爾堡伯爵夫人奧古斯特精神上的聯繫也告中斷；倫茨和克林格爾，這兩位少年時代的朋友，跟隨歌德一起來魏瑪，因為沒有屈己事人的準備，後來又離他而去——前者後來因精神病終其一生，後者後來成為沙俄陸軍中將和沙皇的朋友；對於歌德，連雅可比、拉特瓦爾、甚至默爾克都產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想法。歌德常把自己的隱秘思想寫給默爾克，但又禁止他寫魏瑪宮廷的一切。只有和赫爾德夫婦的關係有所發展，甚至成了這位好鬥的師友的宮廷保護者。在魏瑪的20年中，歌德與顧涅雖爾的友誼日漸加深，與維蘭特則處在一種君子之交的平淡和尊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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