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8)_學達書庫

八

　　§第五章　狂飆滾滾卷紅塵

　　歌德又出現在家裡。與上次因病回家不同，這次他完成了學業，以承擔巨大的文化責任自命，並且帶著天才的風韻，看上去那麼年輕和勇敢，對一切事物抱有熱情。嚴厲的父親因兒子完成他預定的走向仕途的第一步而心情愉快，整日對兒子的論文詳加斟酌，準備出版事宜。最重要的是，他對兒子從事的文藝活動的態度有了改變。儘管母親鑒於丈夫的嚴謹與兒子的狂放的傾向會發生衝突而作了防患於未然的安排，但家裡氣氛已一步步趨於寬鬆和緩和了。

　　22歲生日那天，歌德遞交了加入律師協會的申請，這就使父親更加滿意。

　　父親不可能知道兒子對富足而枯燥乏味的家庭的真實感覺。歌德此刻正如精靈的海燕，渴望到精神的風雨中博擊，渴望到自由的環境中一顯身手，但法蘭克福不過是一個「可以在裡面舒適地孵雛的鳥巢」。

　　為了積聚改造社會和思想的力量，歌德在尋求戰友和追隨者。

　　其實，他一回到故鄉，就與那些分居各地的戰友建立了聯繫，如施特拉斯堡的天才戲劇家雅各布·米徹爾·賴因霍爾德·倫茨，達姆斯塔特的陸軍參議約翰·海因裡希·默爾克——他是1771年12月經由施洛賽爾兄弟介紹而認識的。他極富理解力和才智，其他批判性和論戰性的尖銳性格與赫爾德非常相像，因而起到了使歌德保持思想警惕和健全品性的作用。

　　以後又認識了《哥廷根年刊詩集》的出版者海因裡希·克裡斯蒂安·博伊厄及「神林社」的社員們；法蘭克福的平民之子、詩人和戲劇家弗裡德裡希·馬克西米裡安·克林格爾等等。他們（包括赫爾德）聲氣相通，互相鞭策和鼓勵，成為「狂飆突進運動」的主流，默爾克編輯的《法蘭克福學報》和1770年創刊的博伊厄的哥廷根《文藝年刊》成為他們發表作品的陣地和團結的紐帶。

　　這樣，歌德在施特拉斯堡時尚有點朦朧的龐大奮鬥目標的輪廓已越來越清晰了。這就是，實現把德意志民族從幾世紀以來的思想禁錮和文化枷鎖中解放出來的理想。它植根於啟蒙運動以來德國知識分子對民族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不自然狀態的認識，也是包括高特舍德、萊辛、赫爾德、克洛普托克等最優秀知識分子重建進步而統一的德意志文化的夢想的反映。歌德深知新教教條中的蒙昧主義和高特舍德時期的時代錯誤造成的阻力，他後來在《詩與真》第18卷回顧當時美學和思想上的兩軍對壘情況：

　　即是在這些詩中誠意與傲慢戰、自然與因襲戰、才能與俗套戰、天才與自己戰、強健與柔弱戰、未發揮的才幹與已形成的平庸戰，因此，我們可以把這一切的嘗試看作一種前哨衝突，它是正式宣戰的先聲和大決戰的前奏。因為如果精確地加以觀察，這場戰鬥打了50年還沒有結束，還要一直打下去，只是換在更高的領域進行了。

　　1771年，歌德在故鄉作了《在莎士比亞節的講演》後動手實施在施特拉斯堡時醞釀的計劃：創作戲劇《欣手騎士葛茲伯利欣根》。

　　葛茲是16世紀德國的一個騎士，他一度參加農民起義，但最後背叛了農民。歌德根據1731年出版葛茲的自傳提供的素材，將他寫成了一個對諸侯作戰、反封建、爭自由的英雄。他于1771年底在妹妹的督促下完成初稿，曾徵求默爾克和赫爾德的意見，結果默爾克很欣賞而赫爾德卻提出了不客氣的批評。

　　1773年改寫本出版，它無疑比初稿大大前進了一步，不僅人物性格更鮮明、戲劇效果更強烈，而且依照赫爾德的意見淘汰了過多的熱情和虛構成分，「極力在其中添加歷史的和國民性的內容」（《詩與真》）把重心從描寫農民的自發鬥爭轉向刻劃葛茲的自救者形象上來。這齣戲劇為歌德贏得了巨大的聲譽。

　　歌德十分聰明地利用了題材。馬克思在評論拉薩爾戲劇的「濟金根辯論」時曾認為，在葛茲身上「以同樣的形式表現出了騎士對皇帝和諸侯所作的悲劇性的反抗。因此，歌德選擇他做主人公是正確的。」（見185年4月19日信）一個生當亂世的善良勇士自己代替法律和行政權來實現其理想而導致與可崇敬的君侯的矛盾，題材本身是具有足夠的戲劇性和思想容量的，在歌德筆下，葛茲用個人的「自衛權」反對王權，他對被封建君主壓迫的農民的同情，對愛人伊麗莎白表白的愛情以及同勒澤和濟金根的純真友誼，通通是新的時代精神的反映。作者把16世紀的農民起義看作早期資產階級革命的繼續，認為其根本問題正是正是18世紀的時代課題——保留還是廢除封建制度。因此，他用文藝貫穿了歷史，把當時戲劇的思想提升到萊辛的高度。為了塑造好這個實質上的叛逆性的民族英雄，歌德把古代文獻、個人體驗和莎士比亞式借古喻今的手法熔於一爐，常常在其貴族的外表下隱含十足的的「狂飆精神」——對天才人物的禮贊和對個性解放或人類解放的嚮往。

　　在藝術上，歌德完全拋棄了為高特舍德所倡導的法國式的古典主義戲劇的「三一律」，而是人物眾多，場面不斷變換；口語化和個性化的語言替代了乾巴巴的文風，使文學獲得了新的表現生命。不過，歌德自己也感覺到，它的形式並不太適合演出。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