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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故里病深

  當歌德走進家門時,全家人都為他的病吃了一驚。

  他們親切而心痛地歡迎他回來,小心翼翼地避而不問他的情況。

  歌德自己也知道離家時的希望成了泡影,身心兩方面的問題使他感到自己活像一個「海上的遭難者」。

  他需要安靜和休息,但沒過幾天,家裡顯露的矛盾漸漸令他不安起來。

  歌德父親看到自己寄予厚望的兒子不是一個強壯、勤勉、奮發、有為的青年,而是一個精神和肉體都受了創傷的病夫,非常不痛快,他極力掩飾著自己的情緒,只是表示希望儘快治好病。只要他看到兒子憂鬱的表現,就會萬分惱火和感到痛苦。

  不過,女兒的表現同樣使他生氣。自從歌德離家,他把自己好為人師的癖性全部施展到女兒身上。繁重的學習和功課壓得她喘不過氣來,正常的社交和娛樂都被取消,很自然地招來她的怨恨,她對待父親的冷酷態度連歌德都感到有點過分。但她對歌德的病卻傾注了全副愛心來照看,她把時間幾乎全部時間花在想方設法博他開心上,漸漸地,甚至受她影響的女友也這樣對待歌了。

  母親依然是慈愛而性情開朗。她才38歲,丈夫的心思多花在子女身上,很少顧及體貼自己的妻子。

  除了做家務,她便把時間花在與女伴們探討宗教信仰上。這群婦女中的佼佼者是蘇珊克勒敦堡女士。

  她體格柔弱,風度優雅、真摯、自然,她自己也有病,但卻把病當作身體的一部分來忍受。她最愛好的慶題就是人能夠通過反躬自省而獲得道德的體驗,這個話題經過她富有獨創性的解釋往主不同於別人的宗教信條。歌德後來創作的小說《威廉·邁斯特》中插入的「一個美的心靈的自白」就本於她的談話和信劄。

  我們知道,早在少年時代,裡斯本地震造成的災難就使他對靈魂和宗教起了疑問:為什麼上帝不問善惡把人一律拋入死亡之海?在萊比錫,這個伏爾泰的信徒則關注于當時作家對宗教和聖經的批判。他曾跟朋友們討論宗教教條思想僵化的關係。現在他的問題似乎在有個人色彩的虔信派教徒馮·克勒敦堡這裡看到了解決的一點希望。他們把宗教事務看成完全是個人的事,而不是由教會從外強加的神聖義務;他們的寬容思想、反教條的內容以及對個人道德責任的強調,既體現了啟蒙運動的積極影響,但又存在某種反啟蒙的傾向,比如「內省」與理性主義的矛盾。這一切吸引著歌德去思考、討論。

  歌德深深地沉入到虔信派戈弗裡德 ·阿諾德的《基督教會與異端的歷史》中去。異端思想家的好抗辯的精神和對自相矛盾之說的愛好給他留下好印象。

  他開始創造一種以新柏拉圖主義作基礎,有煉丹術、神秘主義、猶太神哲學「加盟」的自己的神學體系,旨在解決生命的動力——創造力的源頭問題。

  他認為,自從上帝從永劫中自生出來,生命便與多樣性密不可分。首先它以「第二者」而呈現、再以「第三者」而顯現自己。當神子和聖靈創造完畢,神體的循環也就完結,也就是說,上帝已不能再產生一個完全跟自己相類的神。不過,生命的動力既然是生生不息的,就必然會產生一個異於自身的「第四者」。

  它既與前三者一樣是絕對的,但同時又為它們所包含、所限制。這個「第四者」就是魔鬼,生命的全部創造力便要託付給他——其餘的一切存在都由此而派生出來。在這種不斷的創造活動中,魔鬼漸漸忘記了自己的淵源,以為淵源在於自身。這樣發生了他的第一次背叛上帝,也是第一次與上帝分離。其他則追隨這個帶來光明的魔鬼,與萬物的本源相對立的生命不斷地產生。在這種創造中,造物越是以自我為中心,便越是遠離自己的本源。而不斷的創造也就成為魔鬼不斷背離上帝、積聚片面性的過程,因而它必然為此付出代價,失掉與神性同有的永生不朽的權利。

  此時,造物只有兩條路可走,或者等待再經永劫,等宇宙重新澄清之後再作新的創造;或者抓住目前,以創造的無窮性來補救自己的局限。而後者的實施只有依靠自己的意志,才能使生命的真實脈搏恢復過來。魔鬼自身無法擺脫這種影響,人類——恢復創造(魔性)與神性最初的結合的實體——也無法擺脫它。他既具有神性,其存在又受著限制,因此他必然成為最圓滿和最不圓滿、最幸福而又最不幸福的創造物,重演魔鬼的墮落,而部分不甘墮落者必然通過創造活動奮起自救。

  歌德的這樣一種創世說以上帝的三位一體說為出發點,把傳統神話中的魔鬼改造為上帝創造生命的「總代理」,既反映了他的精神危機,也是他世界觀根本改變的前奏。儘管這種魔鬼創世說仍在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之間搖擺,但信仰與科學之間的矛盾卻得以曲折地表現出來。論者一般認為,歌德特別強調人與上帝之間的衝突,因而把人作為叛逆者就包含了積極自主和自我負責的行為,這是歌德精神的主要脈絡,也是從《普羅米修斯頌歌》到《浮士德》的歌德詩歌的主要特徵。創世說對歌德的美學觀點的巨大影響表現在促使他以後不斷能動地把握那些偉大的人類形象,進而規定其詩歌的基本內容。

  歌德的病還沒有好,肉體的痛苦使他非常容易接受醫生的影響。前面提到的神學體系中練丹術、神秘主義、猶太神哲學的內容,正是因研習內科醫生推薦的煉丹術士帕拉賽爾蘇斯、神秘主義者施韋頓波爾格等人的著作所致。馮·克勒敦堡堅信肉體的救藥與靈魂的救藥之間存在聯繫,不斷提供給歌德一些記載古代煉丹術遺產的書,歌德則以一種救知、探索大自然奧秘的態度對待這些著作。他像古代煉丹術士那樣做實驗,用神秘的處方為自己看病。這些經驗,為歌德以後寫作浮士德的煉丹術(古代化學)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歌德的病不僅是肉體的,而且是精神的。沉緬於神秘主義和煉丹術並不能驅散在萊比錫時就患有的憂鬱症。有一段時間,他的危機反而不斷加深。在寂寞中,他將已被父親小心地收集和裝訂起來的自己從萊比易寄回的家信重新檢視,以進行反省和總結。萊比錫時期寫的詩被自己無情地否定。除了伯裡施謄抄的《情人的脾氣》和《共謀罪犯》的稿本,他把包括詩歌、劇本、信件、論文在內的作品統統付之一炬。

  《共謀罪犯》以萊辛的《明娜巴恩海姆》為垘本,表現了伯裡施和歌德在萊比錫受自以為是的上層人物迫害的遭遇。他非常討厭他們的偽善和雙重道德,把他們寫進劇本使他非常高興。同時他的創世說中的人性論也在劇本中有所反映——他既反對道德上的偽君子和陰謀家,也反對美學上的把人物分成善惡兩大類的戲劇俗套。根據他的創世論,人應該像魔鬼那樣兼有善惡兩面,這種道德的辯證法完全符合他對於萊比錫社會觀察。

  創造性活動使歌德逐漸擺脫了精神的抑鬱,萊比錫朋友的來信給他鼓舞。有時他也繪畫,更多時間用來閱讀。馬尼裡和伏爾泰、普羅彼爾茨和昆體良——古羅馬的思想和詩歌與當代歐洲的最優秀作品吸引著他在廣闊的天地裡馳騁。當春天來臨,歌德覺得健康已完全恢復,又一次感到了遠方的召喚。19歲的歌德就這樣度過了一生中最黯淡、不幸的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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