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歌德 | 上頁 下頁


  大學生活已經完全熟悉了,課堂生活和書本知識不能使歌德滿足。幸虧周圍找到了幾個志同道合者。

  除了後來成為歌德妹夫的施洛塞爾,法蘭克福的朋友霍恩于1766年也到了萊比錫。不過給歌德影響最大的是一位叫伯裡施的宮廷教師,他比他們略早來到萊比錫,經格勒特介紹充當某伯爵公子的私人教師,是那個時代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之一。他精通現代語言和各國文學,具有相當的藝術趣味,常常對當代作品施以嘻笑怒駡式的無情評論,歌德對於他們的微薄信仰因而被徹底粉碎了。不過他對歌德的才華卻非常賞識,常常以他的高超的書法抄寫歌德的詩作。這些趣味相投的戰友相互討論、辯難,對現實、藝術的批判懷疑態度促使歌德進一步尋求真理,探索詩歌的新的表現手法,追求理想的人格。

  不久,萊比錫的這一「先鋒」集團就與守舊的文學權威和社會禮俗發生了衝突。起因是名作家克羅迪烏斯教授的劇作《梅頓》上演了,他們覺得主角的明哲、一本正經、善良很可笑,而克氏自己的創作實踐與批評主張之間的不會合也令人惱火,於是歌德和霍恩、伯裡施一起發表了模仿他的打油詩《致麵包師漢德爾》。這下激起了軒然大波。城裡的名流覺得受到了攻擊,聯繫到這個小集團平時的放浪、自負和目無尊長,他們遷怒于伯裡施,逼他離開了萊比錫。幸好伯裡施的學識和才能尚能得到另一些社會名流的愛敬,經過他們的推薦,他反而被「王侯中的鳳凰」(溫克爾曼語)德騷公爵聘為家庭教師。後來,這位歌德的第一個戰友寫了一部浪漫主義歌劇,編驀了一部狩獵用語辭典,在自己的窗口栽植了天竺牡丹,臨終時把歌德創作、自己抄寫的3首頌詩帶進了棺材。

  失去像伯裡施這樣的朋友使歌德陷入混亂。伯裡施長歌德10歲,他曾盡力教給歌德待人接物的方法,抑制他的剛愎自用,使他嚴於律己。現在歌德再次處於放任的境地。幸好他結識萊比錫畫院院長奧塞爾,那充沛的精力和多變的興趣才算有了歸宿。

  奧塞爾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深刻地影響了萊比錫時期的歌德的人。歌德對他一見面就有好感。他溫文爾雅,長著一副優雅的、女性般的臉龐,但對歌德的多種才華卻充分領會。歌德先學了銅版畫和木刻。當他教學時,仿佛覺得自己不是一個教師,而是一個走向藝術之途的嚮導。他總是笑容滿面地注視著歌德從畫轉向詩歌。他指導歌德鑽研溫克爾曼的思想,培養歌德對於古希臘和羅馬藝術的興趣。這些健全而高尚的教育在歌德的內心深處埋下創造完美藝術的種子。萊辛1766年發表的《拉奧孔》對歌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以後還不斷研究它,並在法蘭克福的曼海姆博物館,仔細考察了拉奧孔塑像。正是對萊辛著作的學習使歌德產生了實地觀摩藝術作品的熱情。1768年3月,他隻身一人去了薩克森的大城市德累斯頓,住在一個鞋匠家裡,每天在畫廊的藝術珍品面前流連往返,意大利畫派和荷蘭畫派的作品深深吸引了他。

  那個鞋匠被歌德稱為「身體力行的哲學家和不自覺的哲人」。他為人機智多趣,但他身上最引起歌德注意的是他的生活態度,「他的態度始終如一,一切言行都像是從一個源頭湧出來似的。他的無形的財產就是一種基於樂觀的心境的健全的常識,他對於一成不變的傳統的勞作怡然自得。不斷地工作是他生活的第一件最必要的事,其餘一切卻看作是無足輕重的,因而能夠保持他的快樂。」(《詩與真》)

  這個下層人的生活給歌德的啟示,自然是相對於萊比錫的上流社會和市民生活而言的。歌德發現,要保持自己的快樂遠比得到它困難。在萊比錫,他走街串巷,到戲院看戲,觀摩美術,處處別樹一幟,追求歡樂。他早就發現,各地的大學各有其特色並與地方風習密切相關。在萊比錫,沒有耶拿和哈雷兩地重視體力、嫻習劍術的粗獷之風,相反卻體現了法國式的殷勤禮讓和重視儀容的文化。當施洛塞爾還在萊比錫時,歌德愛上了他們經常聚會的飯店老闆的女兒小安妮特(即凱卿·辛科普)。她年輕美麗、活潑可愛,歌德覺得值得長久視為他心中的女神而瓣香供奉。他為她獻上一首首表示愛情的詩歌,狂熱的追求既帶來痛苦也帶給他希望。看來歌德的美夢就要成真:她的雙親都很喜歡他,他也衷心喜愛她周圍的一切,一心想成為她的丈夫。可歌德的一種以折磨愛人來尋樂趣的惡癖突然發作了,小安妮特的柔順和純潔無法阻止他的任性專恣,結果猜忌和爭吵終於毀掉了他的愛情。

  歌德雖然竭盡可能進行挽救,可已經太晚了。這一場愛情悲劇毀掉了他的健康和德性。

  痛定思痛之後,歌德開始寫作戲劇作品《情人的脾氣》,通過它來反省自己的壞脾氣。劇中寫了當她柔弱地由他盡情折磨時他相象和體會到的心情,並將它與另一對情人的圓滿情境作對照。在劇作那天真樸素的風格中深深埋藏著一種沸騰似的迸發的激情,以及作者的沉痛的懺悔。

  與安妮特分手後兩個月,歌德因為咯血而病倒了。

  一連好幾個星期臥床不起,半年之後危險期才過去。

  對他的精神生活具有決定意義的這場病,不僅由於未必合理的生活方式,而且是劇烈的內心活動的結果。

  當他看完1768年8月大學生和駐城兵士的武鬥,9月,懷著由大學生復仇的壯舉引起的激昂之情,拖著一身病體,由萊比錫動身回往法蘭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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