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世界的13位女性(102)_蘭德勒姆

一〇二

　　斯坦內姆的頓悟使她將新聞宣傳與政治行動主義相結合，她不久加入在加州窮人隊伍的移民工人組織西沙、查維茲，是政治行動主義者法律保護委員會和共產主義者安傑拉·戴維斯的財務管理人，支持美國聖尤琴斯·麥卡錫為爭取1968年總統候選人提名進行的暴力運動、支持作家諾曼·麥勒競選紐約市長職位。其後，斯坦內姆寫了篇文章，「黑權之後，婦女解放」，發生了從傾向陣營成員和「知識型雞尾背景女性」，轉變為有報復行動的女權運動領袖，斯坦內姆新交的朋友有國會議員貝拉·阿布朱格和雪萊·切索姆，婦女行動主義分子和作家貝萊·弗萊丹。

　　1971年7月，斯坦內姆與阿布朱格、切索姆和弗萊丹一起組建全國婦女政治政策委員會，鼓勵婦女競選政府職位。她隨後又成為婦女行動同盟的創建人，這是安置非白種人非中產階級男女與社會、經濟中歧視作鬥爭的機構。斯坦內姆的領導地位這麼快地立足是由於她多方面、高層次的形象，就事論事進行寫作、演講和組織運動。1971年《新聞週刊》稱斯坦內姆是「集美貌、優雅和成功于一身的解放女性」。

　　在70年代早期紐約流產聽證事件時，一位修女和14個男人為一個婦女是否應該允許對意外懷孕進行流產來論證，而沒有一位當事者女性被邀請在聽證會上發表這一純粹「婦女問題」的意見，這觸及了斯坦內姆的痛處，她挺身而出，出來代表那些想流產或已流產過的婦女的利益。斯坦內姆自己在從史密斯學院畢業，去印度前流過產，她從不願提及自己生活中這一隱私，但內省性的社會良知使她勇於暴露自己最深的隱私，聽證會首次將她流產的經歷公佈於眾，這使斯坦內姆從情感上和理智上成為成功的女權運動者。

　　斯坦內姆在大學時期，尤其是她在印度逗留期間，形成了自己社會價值方面的基本觀點和信仰。她曾參加了印度社會動亂時期的「激進人文主義」小組。斯坦內姆基本價值是人人平等，使她在60年代時成為公民權益問題熱心的「要素主義者」。斯坦內姆的價值從來不曾改變，但她的事業重心在1960年至1975年之間發生了劇烈變化，60年代時期，斯坦內姆的事業偏重次序是：

　　1．美國黑人的公民權利；
　　2．結束越戰；
　　3．幫助窮人；
　　4．婦女權力。

　　請注意，在動盪的60年代她的「傾向階段」，婦女權利排在事業最後。在這早期階段，斯坦內姆具有強烈的社會良知，直到流產事件出現和70年代平等權力的修改案，才喚醒她這些純婦女事業的敏感神經，使她把婦女問題列為自己事業的首位，這些事件改變了她的側重方向。斯坦內姆在七、八十年代具有女權主義們向：

　　1．婦女在生育問題上的自由；
　　2．
　　3．夫妻雙方共商內政，使婦女在家庭中享有更多的民主權利；
　　4．將政治問題與文化傳統分開，保證有關婦女的生活和問題像男子一樣受重視。

　　在1970年斯坦內姆領導為婦女平等權益罷工時，她成為真正的女權主義行動分子，僅她成為婦女行動同盟創建人，以及1971年旨在幫助貝拉·阿布朱格和雪萊·切索姆競選的全國婦女政策委員會。在這些運動的早期階段，斯坦內姆為她們的政治行動綱領寫了許多皙學文章，她條理清晰和引人入勝的表述使她一舉成名，成為女權主義運動的越級明星。

　　斯坦內姆的一舉成名反過來又給她動力，支持她在1972年創辦《女士先生》雜誌，這份雜誌使她能通過全球範圍銷售網絡交流自己女權主義運動哲學的綱領。她從一位華而不實的口頭革命者成為受欺壓的主婦和受歧視的女工們銳意而具影響的榜樣，斯坦內姆也從一位自由撰稿人成為宣傳者、示威者、新聞人物和政治行動主義分子。

　　斯坦內姆共建、編輯《女士先生》雜誌並寫稿子，這份雜誌在克萊·福克幫助下於1971年12月創刊，他出資出版第一期，作為自己《紐約》雜誌的婦女專題補充刊物，然後，華納交流公司投資100萬美元。在1972年第一期中，有整頁篇幅，由55位有過流產經歷的著名婦女，包括斯坦內姆簽名的流產合法化請求書，封面上赫然刊登一位女名人，《女士先生》雜誌使斯坦內姆成為女權主義運動領袖。第一期在8天內銷售30萬冊，成為各地婦女中知名度很高的刊物。截止1972年夏天，雜誌刊登了許多文章，如「從性培養談起」，「為什麼婦女害怕成功」，「女人能愛女人嗎？」到了70年代中葉，每期的讀者增加到50萬，成為女權主義運動的標誌刊物。

　　《女士先生》一舉成名，使斯坦內姆成為全國知名人士以及「女權主義運動的開山鼻祖」。她有著絕對發言權，並應邀為許多婦女組織撰寫綱領和目標。在這段時期，她為雪萊·切索姆和貝拉·阿布朱格寫競選口號，而設計了旨在交流女權主義事業哲學的許多有趣的口號：

　　「如果男人能懷孕，流產會成為一件聖品」；
　　「問題不在於我們所作出選擇，關鍵是作出選擇的權力」；
　　「婦女有生育方面自由」；
　　「真正的智慧來自消化良好的生活經歷」；
　　「自由選擇是愛的真諦」；
　　「婦女不能用迷惑來贏得伴侶」。

　　《女士先生》在女權運動各自流派爭執中首當其衝。左翼分子和女同性戀派斥責雜誌與70年代國會通過的平等權力修正案同流合污。這一修正案沒有在眾議院通過，但由這一爭端事件引發的意識形態分歧，導致了女權主義運動內部的分裂。根據《紐約時代》的報導，激進派斥責斯坦內姆和她的雜誌是「背靠小資產階級婦女情調的傳聲筒」。斯坦內姆的領導地位發發可危。

　　斯坦內姆所創的《女士先生》是「婦女生、婦女有、婦女為」，上面沒有流行時裝，佳餚食譜和化妝品技巧，她寫的文章是關於面臨平衡工作和家庭窘境的上班婦女，婦女性方面和醫療方面的問題，婦女教育問題。《女士先生》免稅經營的動盪日於一直持續到1987年，一家澳大利亞的大傳播公司集團約翰·法爾法克斯公司在它創立15年之際，以1500萬美元獲得了雜誌經營權，斯坦內姆被聘為顧問5年，協助新老闆編輯，繼續談論女權主義事業，她繼續成為雜誌的撰稿人，1993年雜誌成為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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