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世界的13位女性(101)_蘭德勒姆

一〇一

　　§第十六章　格洛麗亞·斯坦內姆

　　——反叛的社會良知者

　　想成為善與惡創造者的人，首先必須是個消滅者，破除現有價值。因
　　此，惡的極點便是最大的善行，但必須是創造性的。

　　——弗裡德裡奇·尼采

　　一旦人們談及婦女權益問題，便必然會聯想到格洛麗亞·斯坦內姆。她不僅站在政治、社會領域婦女問題的前沿，她還是個有身份、尊嚴和才智的別具風格的女性。她成為精美的庇護人，弱者的慈善家，顯貴名流的同情者，有社會良知的大名人，也是世界上所有有思想的開明女士的理想榜樣。從1970年以來，她一直是美國婦女運動中事實上的領袖，在動盪的70年代，通過在運動中增添旨在改變社會的優雅和世故風格，她使激進變得時髦。

　　斯坦內姆巧妙地以文字和語言作為反叛的工具，改變了60年代以來盛行的進攻性方法，她的魅力、口才和有教養舉止與原有的「婦女解放者」的形象形成鮮明對照，而讓人容易接受。大多數反叛性的婦女，將那些有權同意批准和對女權運動給予適當法律權力的男性大人物不屑一顧，這些充滿敵意而又行為乖僻的婦女異端分子試圖通過形神兼備的反抗行為來改變現有制度，而不採用使男性當權者能夠明白的有說服力的方法。斯坦內姆則與他們不同。

　　大多數女權主義者神情激憤，成為叛逆的異端分子，偏向于使用挑釁手段和無政府態度來惹人注意，以此改變男女不平等的制度，她們試圖觸及現有制度的神經，引起現在狀態的混亂，許多人還不時地炫耀自己的同性戀和非正統生活方式來惹人注目。斯坦內姆則聰明得多，她憑藉女性魅力引起端坐高堂者的注意，正如莎士比亞在《尤利西斯·凱撒》中精避闡述的那樣，摧毀已有比摧毀絕無要容易，斯坦內姆別具一格地通過與當事者交往和約會來引起某方面的變化，這是她許多同盟姐妹所不屑一顧的。

　　斯坦內姆決心改變不平等制度，但同作決心在現有制度可接受範圍內完成這一目標，因而她成為有影響的統治集團可接受的反對者，斯坦內姆的力量正是在於她明顯的異性意向、有教養、中產階級，對那些反對的權勢人物來說適可而止的態勢。而大多數女權主義者就缺乏這種「適可而止的人格」，無法讓她們的壓迫者認可，她們選擇敵對性，而非平等性的戰鬥態勢。很顯然，人們難以改變自己不明白的東西，也無法與自己毫不同情的人交流，斯坦內姆對現有制度中的人物及問題看得很清楚，因為她比她那些挑釁性的姐妹相比與普通大眾更接近相似，她最後的成功是因為她具有同情男人的能力，她爭取隨時實現的平等和權力，而她的姐妹只是提出需要。變化往往是演進而成，而非一舉革命的結果，因而，格洛麗亞比她大多數氣勢洶洶的姐妹更能作為社會改變和變化的促進者載人史冊。

　　那些男性權勢人物即使不贊成斯坦內姆的主張，也還能認可她，而他們無法接受大多數同性戀、無教養的女權主義領袖。斯坦內姆的「正常」舉止使她能夠在這些變化得以產生的地方得到認可，因而她能為女權主義爭取到許多有利變化的實現。這種才能及其被所謂的男性權貴認同，卻使斯坦內姆不斷受到女權組織核心分子的仇視憎惡。她的女性魅力在70年代中期反過來成為她的羈絆，她的吸引力和適可而止的舉止，成為內部女權領導層離經叛道者激烈反對的行為，她們一直看不慣她在男女兩個領域應付自如的能力，從來不讓她進入她極想進的運動領導層。

　　斯坦內姆的創造天才來自她在婦女運動領域社會變革的貢獻。就婦女權力而言，她對世界的美好變化起著關鍵作用。從某些方面講，她是個自我奮鬥的女性：從不在公司母體中工作。她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崇拜自己的自由，拒絕承受壓力或成為任何固定組織的一份子，斯坦內姆謀生途徑很多，先是作為《紐約時代》、《魅力》、《女士家政雜誌》等的自由撰稿人，她是權貴名士們出色的採訪人。她做過《先生》、《紐約》雜誌的編輯，以後又是《女士先生》的編輯，她還是這份雜誌創建人之一。斯坦內姆與貝拉·阿布朱格，貝蒂·弗裡丹和雪萊·切索姆一起，還是「婦女行動同盟」的創始人，她還寫了四本書，為各類女權運動和少數民族事業遊行、宣傳，還幫助幾次總統政治競選活動，她成為創造活動可靠的旋風人物，這使她成為一個創新天才。

　　斯坦內姆的事業成功得到認可的標誌是她在1972年被《麥考爾》雜誌封為「年度婦女」，1983年又被列入「美國十大傑出婦女」。斯坦內姆是第一流幻想家，婦女權力的開拓先鋒，如果要推選1993年「年度婦女」，非斯坦內姆莫屬。90年代時她為吉尼特·雷諾，希拉裡·克林頓的脫穎而出起著推進作用，又令人難以置信地使女候選人成功地成為美國國會議員、州長和參議員，她使社會在思想、選舉和功能作用方面發生變化。斯坦內姆無疑是典型的女創造天才。

　　職業背景

　　在印度完成一年獎學金學習後，斯坦內姆第一份工作是獨立研究服務部的助理主任，這家在波斯頓的組織是為中央情報局服務的，這成為斯坦內姆在70年代被人議論的話柄。在這工作後，斯坦內姆在1960年來到紐約市，開始寫作生涯。她第一篇文章是在《先生》雜誌上的「貝蒂女生的道德兩難」，文章最後一句聲稱：「避孕藥物發展的真正危機，可能是在婦女角色變化加劇的同時，沒有相應的男性對這種角色的態度變化」。斯坦內姆當時還不是女權主義者，而僅僅是一位有社會良知的思想犀利的採訪者。

　　在60年代早期，斯坦內姆成為紐約一位自由撰稿人，專門採訪社會名流，這一角色成為她最後充當向社會權貴提出婦女問題角色的最好訓練。斯坦內姆採訪這些人，為《先生》、《魅力》、《時髦》、《紐約時代》、《世界主義者》、《麥考爾》和許多其他刊物寫文章，她的風度、魅力、知識性修養和迷人的氣質，使她在需要敏捷思維的採訪領域大獲成功，她專訪了芭芭拉·史蘋珊，傑姆斯·鮑德曼和約翰·列農，與許多她採訪過的權貴名士交了朋友，保持緝常聯繫的人有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斯·加爾佈雷斯和紐約市長林德塞。

　　斯坦內姆在60年代初為花花公子俱樂部寫了標題文章，這是她首次向性別歧視和女權問題領域發起進攻。她的故事「我是個花花女郎」發表在1963年而現已停刊的《電影》雜誌上。其中揭示了色情主義的環境使花花女郎不得不起作用。斯坦內拇指出這一事實，色情女郎們生計窘困，受到客戶和介紹人的雙重剝削。斯坦內姆在1963年寫了第一本書《海灘論叢》，是部描述太陽崇拜藝術的沒多少意義的作品。1964—1965年，她又為NBC寫劇本《那便是那樣的一周》。

　　到了1968年，斯坦內姆發生了根本的哲學觀改變，從輕鬆的電影界轉到嚴肅的政治問題，克萊·福克給她一個周性欄目「城市政治」，為他自己的新雜誌《紐約》提供稿源，這成為斯坦內姆最終轉成政治行動分子的渠道。為了給自己的欄目搜集情節，而不是有意尋求激進內容，斯坦內姆參了一個名為「紅籌股」的紐約婦女解放小組，她們正籌劃抗議1968年紐約阿爾巴尼的流產聽證會，這種人類的痛苦經歷是她終生的創痛，她說她第一次認識到這是「制度」問題，而絕非「個人」過失。她說：「我曾一直認為我的個人問題和經歷是自己造成的，不屬更大的政治問題的一部分」，她的頓悟使她認識到黑人、印第安人、女人和移民工人所受的種種歧視和不平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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