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世界的13位女性(41)_蘭德勒姆

四一

　　危機和超級學習

　　弗洛伊德學派的威爾海姆·裡奇和克羅拉多大學醫療中心的生物反饋專家托馬斯·布辛斯基認為巨大的危機強化超級學習，因為它使人陷入一種狀態（腦波動極低的昏睡和夢幻狀態），從而學識、記憶和創造力都得以強化。當人們經歷危機和創傷，他們的腦波活動轉移到這種狀態，換言之，人們的行為往往在創傷事件後改變定型；在創傷性狀態下，任何人都以極快的速度學習和記憶此事。當瑪麗亞·卡拉斯6歲時被車撞倒，昏睡了12天，她受到了創傷；當她從昏迷中蘇醒立刻呈現一個沉溺而著魔的預兆，決定不惜一切代價到達頂峰，她在自己自動選擇的聲樂歌劇事業中成為一個完美主義者和卓越成就者。這種夢境對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歌劇女主角有多重要呢？這很難說，但確定無疑的是任何經歷類似危機的人都會同樣被驅向成功，凱瑟琳大帝、哥達·梅、艾恩·蘭達、琳達·沃切納、奧普拉·溫弗雷、瑪麗·凱·阿什和麥當娜在生活中也有嚴重的危機，其他人則有創傷極大的事件的打擊。依我看來，即便不是原因，危機經歷也肯定相關。瑪麗亞·卡拉斯身上所發現的激情動力和異乎尋常的能量是少見的，而往往是危機或創傷性事件的結果。

　　創傷或「打擊」狀況的學習並非新鮮事，這種行為改變裝置在戰爭年代清洗戰俘頭腦中廣泛運用，知覺剝奪（面對黑洞或坐地牢）用於降低腦波來定勢脆弱的囚犯改變主張。另一種強化超級學習可接受的方法是玄妙思維，這常被成功地用於考試和講演之前，或其他一些需要智能完成的任務。不管如何稱呼，超級學習看來是創造成就的影響因素。

　　危機和女幻想家的創造力

　　凱瑟琳大帝能從螞蟻山幻想出高山，她面臨失去一切的危險境地，包括她的自由、兒子、生活；而她踏上雄馬，攫取了俄羅斯皇位，達到了始無前例的高度。兩個世紀之後，8歲的艾恩·蘭達以凱瑟琳為其老師，她差點喪命於布爾什維克革命，9歲時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她九死一生，12歲時遇到革命，在戰爭最後幾年，她又幾乎餓死。持續多年的俄國革命攫取了她的家園，她家的生意以及她的自尊，蘭達承受了這些危機，變成一個自亞當·斯密以後最響亮的資本主義宣揚者，她早年與災難的較量激勵她創造自己的史詩哲學小說，她進行了本世紀最強大的資本主義聖戰宣傳（1982年她的棺木上印有巨大的美元標誌便是證明），並孕育了以主觀主義者聞名的哲學運動，而這又成為政府的意志自由主義政黨的理論基石。

　　瑪格麗特·米德是個有反傳統父母的早熟孩子，在她4歲時他們讓她為新生的妹妹（凱瑟琳）取名，當凱瑟琳6個月後不幸在聖誕節死去，對瑪格麗特打擊沉重。此事在她的傳記中及自傳《冬天黑豆》（1972）中沒有多提，但35年後，米德為她自己的女兒取名凱瑟琳。在她成長的關鍵階段喪失一個親人，看來成為她身不由己地驅使到人類學世界頂峰的一個原因。

　　簡·芳達在12歲時母親自殺，使她進行了以厭食為方式長達23年的較量。她母親過著神經頹喪的錯亂生活，影響著幼小的簡，她與母親有種愛恨交加的關係，一直希望凱瑟琳·赫本能成為她母親。所有這些使她有種負罪感，最終著魔般地驅使她達到完美和卓越成就。她母親一直為自己的體重和體型操心，這最終使芳達飲食紊亂，芳達承認厭食症是源于對母親死亡的內在化的負罪感。在她聽到母親的悲劇後，夜晚常常做惡夢，從而形成了著魔的極度憂鬱行為。她的大學同寢室室友說：「經常有持續幾小時的尖叫」。簡·芳達在母親自殺前對她很不好。她和哥哥在母親拼命想與他們交流時，都躲著她，芳達夫人叫著簡，但她不應聲，芳達夫人回到療養院，兩天后割喉自盡。簡對這一創傷事件的負罪感，在她的精神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在70歲時，哥達·梅還回憶起在俄國基輔惡夢般的經歷。她只有4歲，首次聽到「基督徒殺手」的罪名，這種急促的驚請給天真無邪的孩子注入的恐懼是如此之深，她在70歲寫傳記時還在回憶起這一創傷和恐怖，這些創傷和恐懼使梅投身於猶太複國主義運動，並畢生為流浪的猶太人建立穩固的家園而戰鬥。一個以自由的以色列王國成為她潛意識的夢，她為此貢獻了整個生命的每一份能量。梅在成為以色列首相的征途上面臨眾多創傷和危機。本世紀初在俄國的日子是如此艱難，她的五個兄妹都沒滿兩歲便去世，哥達在饑餓和恐懼之中長大，因而練就了她從未丟失的令人驚畏和能屈能伸的自尊以及鋼鐵般意志。在20多歲時，她幾乎在耶路撒冷餓死，此後為了在艱苦卓絕的開拓先鋒者道路上存活，她形成真正的「無畏的女性」。在50歲時她還在每日每時與死亡爭鬥，她生活中每天都經歷著死亡和毀滅，而這並沒嚇倒她，她比本書中任一位女性經歷更多的危機，但這從沒讓她改變態度。她最初在俄國的危機明顯地定勢她能承受以後生活中發生的任何事情。

　　麥當娜和芳達一樣，對失去母親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麥當娜母親在她5歲時死於癌症，她潛意識的精神裡從沒讓她忘記這一創傷。麥當娜的傷痕昇華成她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活中每個想像出來的怪誕和反叛行為，她承認這種經歷一直縈繞著她：「母親去世留給我的是孤獨感，對事情的莫名的渴望欲。如果我沒有那種空虛，我不會這麼受驅動」。她後來談到這種被丟棄的傷害，說：「沒人再會讓我傷心」。麥當娜兌現了諾言，以強烈的著魔般驅動力達到頂峰，擋住了任何試圖從情感上接近她的人。

　　格洛麗亞·斯坦內姆早年的創傷和危機也形成於她那憂鬱狂的母親，母親在她出生前精神消沉，在格洛麗亞12歲時已極其嚴重，她被俄亥俄特拉多報社解雇了記者職位，這導致了她的病症。格洛麗亞知道母親的病症與女性的多愁善感有關，這是真正的憂鬱狂症。格洛麗亞在青年時不得不關心照料母親，在別人玩樂聚會時，不得不忍受煎熬充當護士。這種早年創傷成為斯坦內姆拒絕婚姻和家庭的一個主要因素。她有過幾次按部就搬地進展順利的戀愛過程，一旦達到固定化地步，她就消失了。斯坦內姆的過去給予她成為美國女權主義運動領袖的精神性能量和必備的堅持不懈精神。她也許會更希望有個正常的童年生活，而如果真是那樣，她絕不會獲得卓越成就，而可能已成為俄亥俄特拉多地區的一個祖母。

　　莉蓮·弗農剛5歲時，她的家庭不得不逃離德國反猶太運動而到了荷蘭；5年之後，當納粹的鐵蹄踏遍歐洲大陸時，他們不得不再度舉家逃往美國，第二個創傷是弗農的哥哥死于這場戰爭。她不得不學習新語言和新文化，交新朋友——對孩子說並沒什麼好，但有助於未來創業天才的培養。

　　瑪格麗特·撒切爾是在格蘭漢姆——英國遭炮火襲擊最嚴重的城市中長大的少年，成為堅定的反納粹者，3萬英國人在這場戰爭中喪命，這種經歷也有助於將她塑造成不屈不撓的鐵女人。

　　琳達·沃切納10歲時椅子倒下，11歲起幾乎被石膏繃著度過了兩年，她簡直沒把握自己是否還能行走，發誓一旦能走路，她將永不知疲倦。自那次創傷後，她成為一個被驅動的女性，她承認：「我有種不屈不撓的需求去做一件事，盡可能達到目標。有時我感到很累，我仍然夢想著銀色牽引力懸掛在頭上」，由於危機，她說：「我有巨大能量，我早上是個人，下午是個人，晚上還是這個人。我會一連兩、三天把事情幹好。」那些無法跟上她這種動能的雇員和公司經理，會相信她在兌現童年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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