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世界的13位女性(40)_蘭德勒姆

四〇

　　§第六章　危機、狂熱和創造力

　　生活源自於牆（混亂）狀態——不要鄙視混亂」。
　　任何藝術大師和科學家的創造活動都包含從無序到有序的轉變。

　　——阿雅·普利高津博士《耗散結構理論》

　　我們變化不定的自己都是歷史秩序混亂的產物，是急劇動盪的混亂
　　品，無論後者是由戰爭和災難造成的，或者是由不斷變化的技術帶來的，
　　還是由政治和文化觀念劇烈轉變造成的。

　　——羅伯特·傑·利夫頓博士

　　危機是創造之母嗎？

　　如果危機並非創造之母，也是其教母。創傷和危機能為那些從此類經歷的倖存者中孕育出偉大的創造力，所有卓越成就者都有著魔般的推動力，而這無疑是成功的重要標準。這種著魔般的推動力源自何處？是遺傳的嗎？研究結果不是。阿德勒說我們所有人都追求完美和優秀，但觀察顯示偉大者被瘋狂般的需求所驅使，而其他人則更滿足于過正常人生活。一周過度性地工作100個小時，不是普通的力量驅動，而是這些人難以抗拒的衝動力使然。看來這種中邪的魔力來源於孩子時期或年輕時候，注入了得到平衡補償或向世人顯示其特殊的念頭。儘管獨特行為來源於獨特經歷，然而許多因素與這種孩子時代的著魔能量的輸入有關。危機和創傷是一種獨特的經歷。

　　有時著魔般能量和驅動力來自狂亂的抑制個性。在恩斯特·克萊奇馬1931年出版的《天才男人心理學》中，他把瘋狂作為大多數天才的品格特徵的成因，他說：「在瘋狂和創造生產力過程之間有相似之處」。安東尼·斯托研究了藝術家和科學家的創造力，說：「世界上許多偉大的創造者都具有著魔症狀或性格特徵……也許著魔氣質最驚人的特徵是同時控制自身和環境的衝動性需要」（1993）。我們所討論的十三位婦女符合這種描述，她們著魔般地取得卓越成就，這看來是她們早年生活中創傷性事件或危機的結果，這些事件注入了強烈的需求，要向自己和社會證明些什麼。

　　其他研究者發現了類似事實。赫爾希曼和利伯在《天才之鑰匙》（豆988）中指出：「輕躁狂被衝動驅使，堅持使自己的需要和渴望立即得到滿足，並有一種『鋼鐵般意志』。……許多高級經理和政界成功者是輕躁狂，他們的動力、想像、領袖魅力和其他輕躁狂特徵為人熟識，他們的問題卻隱而未露」。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聲稱：「沒有作曲生活，我會毫無意義」。這句引語也適用於我們這十三位女性。凱瑟琳大帝是個完全能生活得悠閒自在的皇后，她的傳記作者特洛亞特（1980）描述她瘋狂地工作：「她每天早晨5點起床，每天工作12至14小時，她很少有時間吃飯。晚上9點，和幾個親密朋友在餐桌前草草吃一頓後，她精疲力盡地癱倒在床上。她起草條文之神速讓人驚奇，也使譽抄者煩憂」。

　　琳達·裡爾納德，一位榮格學派心理學家描述到危機和創傷是如何導致著魔般工作和創造性成就的，她在《與瘋女人相會》（1993）一書中說：「出自內在混亂和感情動盪能出現創造性激發性的幻想，給個人和文化帶來嶄新的生活天地」。諾貝爾獎獲得者阿雅·普利高津說得更明確：「心理折磨、焦灼不安和消沉頹喪能導致新的情感的、理智的和精神的力量。」這十三位婦女的研究結果可證實，她們的卓越成就可能與兒童時期給她們留下創傷的事件有關。

　　典型例子是凱瑟琳大帝，她遭遇了眾多危機——個人的及政治性的，身體的及心理上的——挺過一切後成為俄羅斯、歐洲和世界歷史上最功勳卓著的統治者，她遭遇手足之死，7歲時因脊椎骨彎曲而臥床不起。瑪格麗特·米德也目睹妹妹去世，對她是個極大的創傷。寄達·梅也經歷5個兄妹去世的事件。有三個人（卡拉斯、勞達和斯坦內姆）遭遇母親進精神病院，其中一個人的母親自殺。每個人都克服了特定的創傷，許多人早年還面臨死亡的威脅，這些事件常常使她們煩憂和不快，不快是創傷中的重要因子。精神病專家安東尼·斯托曾多年調查創造者個性，認為一種「非凡的不滿」激勵著他們朝向創造性成就，這種不滿可能產生自我適應，因為挫折有助於內部想像世界的形成；……轉而引發標誌著成就和滿足的創造性發現（1988）。

　　不快／孤獨的童年和創造力

　　大多數創造和革新者都有不快活的童年，看來已契入其個性，驅動他們對社會的巨大貢獻。牛頓、狄更斯、貝多芬和凡高都是童年歷經坎坷不幸的典型。德國作家高塞說：「我總被看作一個受幸運之神特別偏愛的人……但是……我確信無疑，在自己75年光陰的生涯中，我沒有幾天腦於得到真正的休息」。

　　這十三位女性早年生活創傷和危機看來對她們爬上頂峰也大有影響。她們經歷了「最糟情況」劇情，而自此以後，能極其輕鬆自如地處置世俗的生活規則。一個人遭受破產打擊後，再也不會為錢擔憂；從雪坡滑下而沒摔斷大腿，就能更輕鬆自如地滑雪而絕無任何恐懼。對未知的害怕比未知本身更可怕；因而對那些有幸經歷創傷和危機者而言，童年的打擊有助於培養應付技巧和自我滿足，他們知道如何毫不驚慌地處置面臨的障礙，而這是每個創業／革新者的必修課；這種技巧能賦予這些人能曲能伸的彈性品質，而這種彈性正是那些過著平靜順利生活的人身上所缺乏的。危機倖存者學會了如何有效處置競爭性世界。

　　格洛麗亞·斯坦內姆早年與危機的較量（一位感情嚴重錯亂的母親）給予她面對女權主義運動挫折時的力量和決心，她反叛性地對聽眾說——「在接下去的24小時內，為簡單的公正去做件出格的事情」（《出格行動和每天的叛逆》1983）——這便是她過去經歷練就的彈性精神氣質的證明。很顯然，斯坦內姆覺得自己不用摧毀它，也能給現行制度以重大打擊。大多數人從早年就學會不與現行制度鬥爭，因為這會被它埋葬；而對那些幾乎被葬身其下的人來說，這種滅頂之災就不那麼可怕了。大多數孩子早就學會：卸下威嚇者武裝的唯一辦法是威嚇，威嚇者並不想戰鬥，他們只想嚇唬人們。只有那些從危機和創傷中倖存的人，才能徹底體驗那種滋味，從而不再對此懼怕。他們是最糟糕劇情安排的倖存者，能對不太友善的環境處之泰然。看來危機是創造之母，因為它決定人們以積極姿態有效處置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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