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20)_學達書庫

二〇

　　接著甘地便說出了他對於英國文學教育的懷疑，因為它在建造人格上並沒有貢獻，他說，這是一種閹割印度青年的教育。他一面對他說過分的話表示抱歉，一面說他的態度，並不偏狹——泰戈爾所暗指的偏狹。

　　這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話，但還不足以使泰戈爾釋疑。泰戈爾並不懷疑甘地，可是他怕甘地的信徒。在他由歐洲回歸印度初和他的人民接觸時，他便害怕人民對於麻哈德麻·甘地話的迷信。他看見心靈的專制的危機已漸漸迫近，在1921年10月的《現代評論》上他發表了一篇真的宣言，訴諸真理便是他反抗這種盲從的呼聲。他這回的反抗特別地強硬，因為開端他對甘地寫了一篇很美麗的頌詞。在敘述1907年及1908年印度初次的獨立運動後，接著他便說當時的政治領袖都是受一種書呆子的理想所感動，而模仿柏克、格拉斯敦、馬志尼及加里波的教人的模樣，他們的主張，也惟有那受過訓練的人才能懂得。簡單說來，他們在主張一種英國式的理想。但是麻哈德麻·甘地出來了！他停止在千萬個窮人的門楹上，並如他們一樣地穿著。他用他們自己的口對他們說話。這便是後來的真理，而不單是從書本上摘錄出來的話。

　　麻哈德麻的名字——印度人稱呼他的名字，也的確是他的真名。因為除他之外，還有誰像他那樣覺得和人民應該親密呢？覺得他們是他自己的血肉呢？隱藏著的靈的力量，已應著甘地的號召而怒發，因為他使真理成了一種切實而可見的東西。在數千年前，當釋迦牟尼使人們明瞭慈悲和仁愛應在人們中間實現的時候，印度也曾響應他的號召而煥發出了新的偉大。無論商業或軍事的征服，都不能像它這樣堂皇地傳播開去。

　　因為，惟有愛才是真理。

　　但是泰戈爾的腔調就此而改變。讚頌的話也就此終結。卑褻的言詞便接著出現。當泰戈爾在歐洲和遠渡海洋的時候，他感覺到了印度復活的震動。他受其刺激而充滿著呼吸這新的自由的希望，進而回到了自己的祖母。但是他到了祖國，便覺得掃興了。他覺得有一種壓迫的空氣存在於人民之上。他說：「好像有一種外壓的力壓著他們，研磨他們，並使他們眾口同聲地按照一種口腔說話。無論在何處，我都覺得文化和理智的威權應當退位，而讓盲從去施威。靈魂的真自由，也就這樣簡簡單單地被表面自由的口號勢力所壓倒。」

　　人們知道了泰戈爾的疑慮和他的聲訴。這都是各時代所通有的事。在新的基督教發軔之初，破碎的舊世界稱為最有自由意志的人，也曾這樣疑慮和聲訴。

　　就連人們自己，當逢一種盲然信從某種社會或國家的理想潮流時，也覺得有同樣的疑慮在心中鼓勵。泰戈爾的反抗，是自由靈魂對於時代信仰的反抗，因為這種信仰對於少數受過良好訓練的人是最高的自由，而對於其所領導的民眾，則無非是另一種桎梏而已。

　　泰戈爾所抨擊的目標，遠非民眾的狂熱所能瞭解的。在這盲從的民眾之上，它涉及到了麻哈德麻本身。

　　不論甘地如何偉大，他所從事的事業，是否是超過一個人的能力所能單獨負擔的呢？像印度這麼大的事業，當然不好依賴一個單獨的領袖意志來主使。麻哈德麻雖是愛和真理的領袖，但是要謀得自主卻是一種非常繁重的事。「路途紛亂和難於開拓。情感和熱心雖然是必需的，但是科學和思想也是免不了的。全國的心靈上的力量都應做出貢獻。經濟家應該籌劃實際的解決方法，教育家應從事于訓練，政治家應為之考慮，而勞動者則從事于工作無論何種求知的欲望都應得到自由而不受抑阻。無論何種壓力，不管它是公開的或是隱藏的，都不應當存在于智慧之上。在過去，在原始的森林中，我們的先聖于其完善的觀察中，招集了一切真理的追求者為什麼願引導我們起事的聖人，不會有同樣的號召呢？」

　　但是甘地到這時發出的惟一命令只是：「紡織！」泰戈爾問道：「這是否是一種新的創造的時代福音呢？假如大的機器在歐洲成為一種危險，小的機器能不能給我們一種更大的危險呢？」不單是一國中的力量應當彼此合作，各國的力量也應當合作。他說：「印度的覺醒和世界的覺醒是相連結的。無論任何國家，如果它想將自己關閉起來，便是違反了新時代的精神。」接著，泰戈爾敘述了幾個他在歐洲所遇見的人——那些解開國家主義的桎梏來服從人類的人——那些成了世界人民中受壓迫的少數人，他把他們列在聖尼亞森斯中，聖尼亞森斯是指那一班在自己的靈魂中已實現人類大同的人，是一班捨棄自己生命來使人類為一個整體的人。

　　泰戈爾說：「印度是否應該獨自背誦那些消極的理論，永久固定在他人的罪過之上，以仇恨為基礎以求得自主呢？當天剛黎明小鳥覺醒的時候，它不單只想得食；它的兩翼，禁不住天空的招呼而飛舞，它的咽喉，充滿了歡迎白日的可愛的歌聲。一種新的慈愛發出它的聲音。我們要讓印度自由去回應。在黎明的時候，我們的第一責任是要記住那混然為一、不分階段或色采的他，記住那由於其所具有的各種力量，按照必須的限度，賜予各個階段和一切階段的需求的他。

　　我們請向這個給我們以智慧的他禱告，請他使我們都彼此瞭解，聯合為一。」

　　泰戈爾美麗的詞句，好像是一首光輝的詩，在一切人類的爭奪之上，建造了一個平均的世界。人們唯一可批評他的，只可惜他所設置的水平線太高了，反隱沒了線底下的種種不平。從長遠的觀點看，泰戈爾是對的。小鳥的詩人，如鷹的天鷚——海涅這樣稱呼一位樂者，眼看著時代的崩潰而歌唱。他在永遠的時光中生存。可是現在的要求是緊迫的，每一個人不單是要求立即進行補救，而且還為之呼喚要求。那缺乏詩人的清高，或是為仁慈救世而捨棄它的甘地，因為這個緣故，他視答覆泰戈爾的問題為一種兒戲。

　　在答覆泰戈爾的問話中，甘地的言詞較以前表現出了更為強烈的情調。在1921年10月13日的《印度青年》上，他這篇動人的答覆發表了。甘地感謝那「偉大的邏卒」，因他警告印度，使她避免陷入前面的陷坑。他也和泰戈爾一樣同意，說最重要的是在維持一種自由的精神。他說：

　　「我們應當不讓我們的理智屈服於任何人的操縱。對於愛的盲然的屈服，常要比受專制的壓迫而屈服更為有害。如果屈服於兇暴，還有希望；倘如是屈服於愛，則完全沒有什麼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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