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19)_學達書庫

一九

　　這就是泰戈爾對於人們喝采的不合作運動，和因般遮布屠殺及托著哈利發的事而鼓動起來的暴動所持的態度。他害怕這運動的效果，會使那易受刺激的民眾，因一時氣憤而發起攻擊。他要求人民都忘記復仇。

　　他幻想著不可能的報復。他要他們把不可恢復的，都忘記了，而聚精會神地為印度建成一個新的靈魂。他雖然敬仰甘地的主義，和他的犧牲精神，但是他恨不合作運動中有「不」字的成分。按照他的天性，他對於一切有「不」字的事物，都抱著避開的態度。

　　結果甘地回答說：「剷除的工作，正與接納的一般重要。人類的進化包含這兩者的總和。」優婆尼沙曇的末一字是一個「不」字，它的作者對於印度教徒的定義是「不是這個」。印度已經失去了說「不」的權力，甘地把它恢復回來。芟艾雜草是和播種子一般重要的。

　　但是泰戈爾顯然不相信剷除的工作。在他詩的沉思的生命中，他滿足于現實的事物，而只以它們的和諧為快。在他的美麗詩句中，他說明了他的意見，但都離開了現實的生活。他的字句，好像納塔拉閣劇中的跳舞一般。他說他想使他的精神，和當時佈滿於全國的空氣協調，但是他不能做到，因為不管他自己的意思如何，他心中總有一種反抗的精神隱隱不滅。他說：「在失望的黑暗中，我看見一個微笑，聽見一個聲音說道：『你的地位在世界之海的海灘上，和兒童們一塊兒遊戲，在那裡，我也和你同伴。』」他用詩歌來作劇，並發明新的音節，「繼續地發出他的和諧的聲音，有如兒童們在陽光之下跳舞，並帶著笑聲不見了。」

　　一切的事物，在他看起來，都是快樂的，花和葉都純粹是並未停止過的音節。上帝自己，便是一個最高的術士，他和時間玩弄，播星球和行星於表現的湍流之上，並以充滿著迷夢的紙舟，投入到時光的河裡去。

　　「當我請求他允許我作他的門徒，並讓我將我幾種發明的玩物放入他所欣賞的舟中的時候，他只是微笑。

　　我便跟著他走，挽住了他的衣袖。」在這裡，泰戈爾覺得他還在他自己的位置上。「但是當我在群眾之中，四面受擠的時候，我是在何處呢？誰能瞭解我所聽見的聲音呢？假如我聽見歌聲，我的嗓子必能連著它的音節而合唱，因為我是一個歌者。但是在群眾的狂慢的喧呼中，我的聲音已喪失了，我也暈眩了。在不合作運動的喧鬧中，他想求出一種音節，但是不能求得，因此，他便對自己說：「假如我不能跟你的同胞在他們的歷史中的一個最為危險的時期一同前進，你要提防著說：『他們是錯的，而你是對的。』而如果一旦離開你的隊伍，走回詩人的處所，就得預備接受譏笑和群眾的謾駡。」

　　泰戈爾是又一個哥德，一個印度的哥德，巴卡斯也是這樣說。就此看來，好像泰戈爾已經就此決定了。

　　他與不合作的運動告別，因為他含有否決的成分，他退回到他自己的創造迷宮中。但是他還不只是止於退出。他說，命運決定他一定要駕駛他的小船以反抗時代潮流。在這時候，他不只是一個「詩人」，他還是亞洲派往歐洲的精神上的大使。他剛從歐洲回來，在那裡，他請歐洲人民和他合作，在聖提尼克丹地方建一個世界大學。這是一個多麼可笑的定數，在世界這一邊，他正在宣講東方和西方合作，而同時在世界那一邊，卻有人正在作不合作運動的宣傳。

　　因此，不合作運動對他來說是雙重的損失，一方是他的工作，而一方則是他的生命的觀念。他說：「我相信東方和西方的真團結。」

　　不合作運動和他的思想相衝突，因為他的腦力，他的豐富的智慧都受到世界一切文化的滋養。他說：「人類一切最偉大的東西，都屬我。」「至大無邊的人格，有如優婆尼沙曇中所說的名詞，只能由全人類的宏大和諧中生出。我的禱詞是盼望印度代表世界一切民族的合作，為了印度的幸福，合則為真理，分則為罪惡。合的意思，是包含和瞭解一切，因此，它不能由『不』中求得。我們現在想把西方的精神和我們的精神分開，這的確是一種精神上自殺的嘗試當今的時代是西得勢，這是因為西方負有完成一種使命的責任。我們東方的人，應當跟著他們學。我們遺憾的，自然是我們已失去了珍重我們自己文化的能力，因而不知道如何使西方的文化走上正當的軌道。但是如果因此便說我們和西方合作是不對的，那便無異於促進了地方主義最汙劣的形式，說明了智能上的缺乏。

　　這是一個世界的問題，沒有一個國家能由於與其他國家分開而能使自己得救的。要得救，便是大家都得救，如果不然，只有同歸於毀滅。」

　　換句話說，泰戈爾的拒絕西方文化，也如哥德在1813年的拒絕法國文化一樣。甘地主義，並不是真的在東方和西方中間建起了一堵高牆，可是泰戈爾知道印度的國家主義一旦被鼓動起來，必定有人把它這樣解釋。泰戈爾怕那種排斥外來文化的精神發展起來，當他的學生在不合作運動初起時來請他忠告。他便對他們說出了他的懷疑和焦慮。學生罷課是為的什麼呢？他問道：「學生要犧牲為的是什麼？並不是為求得一個更完滿的教育，而是為求得一個無教育。」

　　在沙德希第一次運動的時候，有一群少年學生告訴他假如他命令他們的話，他們便可立即離校。當他回絕他們的要求時，他們都很激怒地離開了他，並對他的愛國心發生了懷疑。

　　在1921年的春季，當印度開始抵制英國學校的時候，泰戈爾在倫敦已見過一次知識界愛國主義的挑撥行動。當他的朋友披爾遜教授講課沒有結束時，有幾個印度學生便發出錯誤的國家主義宣言。泰戈爾非常生氣，在他給聖提尼克丹的管理處處長的信中，他責駡這種不忍耐的精神，並把他的責任，歸咎在不合作運動上，甘地對於這點回答說：「我並不想把我的住房四邊都圍起來，也並不想把我的窗戶都堵塞起來。我要各方面的文化都盡其所能地在我屋裡傳播但是我不要任何文化吹走了我的腳跟我所主張的，並不是一種監獄的宗教。它完全有地方容納上帝所創造的最微小的東西。但是它是反抗種族、顏色，或宗教的傲慢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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