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18)_學達書庫

一八

　　他說在現在的生活中，聖字應該被裁去。他多次地講到：「我和其他良善的印度教人一般地禱告。我相信我們都可以做上帝的使者。我並沒有上帝意旨特別的暗示。我堅定地相信：上帝每天都對我們各人啟示，但是我們都閉了耳朵，聽不見他的聲音我並不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只是一個印度和人類的謙遜奴僕。我並沒有重新創立一派的欲望，如果我想創一新派好讓他人跟從，那便是太過分了。因為我並沒有代表什麼新的真理。我只想跟從並代表我所知的真理。但是我的確想做的，是在許多舊的真理之上，放射出了新的光明。」

　　就甘地的性格而言，他非常謙遜，並且極端正直。

　　不管他是印度的愛國者，或是不合作運動的信徒，他始終不會心胸狹小。他不贊成專制，即使專制對他的事業有幫助，他也一樣反對它。政府對人們的壓迫，一定不能代之以不合作運動的壓迫。他並不是要使他的國家富強起來，以便反抗其他的國家。他的愛國的熱誠，並不局限在印度疆域內。他說：「在我看來，愛國和仁愛並沒有分別。我愛國，因為我是人，並有人的情感。我的愛國心並不是排斥其他的。我並不想傷害英國或德國，以服事印度。在我的生命的計劃中，帝國主義並沒有它的地位。如果一個愛國者對於人道是冷然不關心的，那麼。他也算不上是一個愛國者了。」

　　但是他的門徒是不是這種感覺呢？在他們那裡，甘地的主義又貫徹得怎樣呢？並且，經過他們解釋之後，傳達到民眾中去，又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在泰戈爾遊歷歐洲數年之後，於1921年8月回到印度的時候，看見印度人的心思改變。不禁驚愕。

　　在他回印度之前，他早已由他從歐洲所寄給他在印度的朋友的一批信中，表示出他的焦慮。這一批信，有好些在《現代評論》上發表，甘地和泰戈爾兩人都是哲人，都互相敬仰，可是他倆中間的裂痕，就像一個哲學者和一個信徒，一個聖保羅和一個柏拉圖中間的裂痕一樣，他們的駁論，是重要的，因為在一方面是一種想創造一個新人類的宗教的「信仰和仁愛」；而另一方面是一個想於同情和瞭解之中，把全人類的氣息都聯合起來的生而自由和清明廣博的「智慧」。

　　泰戈爾常常把甘地視為聖人，他也常常很虔敬地道及他。當人們提到將托爾斯泰與甘地作比照時，泰戈爾說：「我現在才知道我更知道甘地。甘地的精神比托爾斯泰的更為光明和炫耀。在甘地一方面，一切都是自然的，謙遜、簡單和純潔，他一切的爭鬥，都是為了他的宗教的真誠做出的犧牲。但是在托爾斯泰方面，則一切都是用傲慢反抗傲慢，用怨恨反抗怨恨，用情欲反抗情欲。在托爾斯泰看來，一切都是暴動的；就是他的不暴動的主義，也是暴動的。」

　　在1921年4月10日，泰戈爾在倫敦所寫的信有這麼一句話：「我們感謝甘地，因為他給印度一個機會，證明了她對於人的神聖的精神的信仰，還是仍然存在。」他對甘地的運動，曾發表過懷疑的言論，但是當他離開法國回到印度的時候，他仍然誠摯地用種種方法去幫助甘地。直至1921年10月發表宣言，才宣佈他們兩人正式破裂。泰戈爾在《訴之於真理》一文的開端還是讚頌了甘地。而且他的這種讚頌的言辭還是在一般稱讚中最美麗的。

　　甘地對泰戈爾的態度是很誠愛的，即使在他們不和睦的時候，也沒有變更。人們覺得甘地很不願意和泰戈爾辯駁，他的朋友有的在他面前背述泰戈爾私下說的話，甘地總是制止他們說話，並說他應當如何感激泰戈爾，和如何辜負了泰戈爾。

　　在1922年2月9日，甘地在發表的文中敘述了他和泰戈爾的長久的友誼，他是泰戈爾在聖提尼克丹家的常客，他也把泰戈爾的家視為他的隱休之所。

　　當他在英國的時候，他的兒子都住在那裡。但是他倆中間的裂痕不可避免地更加深刻了。從1920年泰戈爾對甘地以其盈餘之愛和信念去從事政治的時候，開始已表示不滿。甘地涉身於政治舞臺，是不是他欣然願意做的事，長期沒有定論。但是當提拉克逝世的時候，印度便沒有政治的領袖，而不能不有一人補上去。

　　這正如甘地所說的：

　　「假如我像是參加政治了，這便是單純地因為今天的政治盤繞著我們，正如大蛇盤身一樣，無論我們如何掙扎，終是解脫不了的，但是我還要和蛇爭鬥我正在設法使宗教參入於政治。」

　　但是泰戈爾仍然對甘地抱有遺憾。他在1920年9月7日所寫的文章中曾說：「我們需要麻哈德麻·甘地所代表的道德的力量，而在這世界上，只有他能代表這一力量。這種貴重的寶庫，負有以『靈火使死人復活』的使命，可惜它竟投棄於脆弱的政治的航船上，任沖碰激昂的情欲之波不絕地打擊，這真是印度的極大的不幸。徒把精神上的財富，用於抽象上的道德真理所認為無價值的問題，誠是應當惋惜的。我們如把道德上的力量變為武力，則我們更是犯罪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