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11)_學達書庫

一一

　　§第二章　伯裡西人與婦女解放運動

　　1920年7月28日，甘地宣佈他將在8月1日公佈不合作運動，並將這天之前的一日，定為禁食禱告的日子，作為開展這種運動的準備。他所怕的，並不是政府的暴怒，而是人民不可駕馭的革命浪潮，所以他傾盡心力，以求維持印度人民當中的秩序和紀律。他宣告：「有效的不合作運動完全依賴於完密的組織。紛亂是由憤怒而生的，所以我們不應當暴動。

　　就我們的情形而論，如果暴動，便是開倒車，並無謂地犧牲了無辜的生命。因此，駕於一切之上的還是秩序的維持。」關於不合作運動的策略，甘地和不合作委員會遠在兩月之前已確定了幾種方法：

　　1．辭去一切勳位和榮譽職銜；
　　2．不參與政府公債的募集；
　　3．律師停止執行任務，一切的訟爭皆以私方的仲裁方法解決；
　　4．公立學校的學生和他們的父母，必須一致對這種學校予以抵制；
　　5．抵制官方的改良會議；
　　6．不參與政府的黨派和其他公務機關的工作。

　　按辭意，「沙」謂自己，「德希」謂國家，聯用即「國家獨立」的意思。但是不合作運動者卻常常對它加上一種狹義的解釋，因而只含有「經濟獨立」的意思。

　　這種程序的相對部分，應當以一種能夠對將來建設新印度有所促進的方案來完成它。這種程序規定了他們在第一步應做的事。在這裡，應當敬仰他的審慎的智慧，因為他用和平的方法，挽回了印度革命的怒潮，這種方法，是歐洲的革命者從來所不用的。

　　他並不是圖謀目前實行「文的反抗」，他知道「文的反抗」的意義。它的意義，他早就在多羅那邊認識了，而在他的文章裡面，也曾引用過多羅的話。關於「文的反抗」和不合作運動的區別，他很費心地作了闡明。他說，純粹的不服從法律，並不算是「文的反抗」。「文的反抗」是圖謀反抗法律，破壞法律，惟有精選訓練的人才能做到，而不合作運動則只是一種民眾運動而已。他的意思，是要準備印度的群眾，起來反抗法律，但是他們必要漸次經過訓練，才可做到。但在目前，群眾還沒有訓練成熟，所以在對他們的自信力尚未有確信之先，他不願輕易放縱他們出來反抗法律。因此，他便提倡不合作運動，不合作運動的第一步工作，並不包含抗稅運動。

　　在1920年的8月1日，甘地用他辭去勳爵的信，作為發起不合作運動的信號。這封辭去榮譽的信，是寄給印度總督的：

　　「我把下列的三種勳章歸還給你：(一)王頭金章系前任總督因我在南非洲所做的慈善工作而賜予我的；(二)蘇魯戰章，因我在1906年為印度義勇救傷隊的官職而賜予的；(三)波爾戰章，因我在1899年至1900年波爾戰爭中為印度義勇護傷隊的副監督而賜予的。我這樣做，心中並不是毫無苦衷的。」

　　甘地在敘述般遮布地方所發生的慘案和哈利發運動發生的起因之後，又接著說：「我對於這個一錯再錯，以袒護它的罪惡的政府，斷不能再有什麼尊敬和愛護政府一定要有悔過的日子。因此，我起來提倡不合作運動，這運動是那一般要與政府斷絕關係的人要實行的。而倘若沒有暴動發生，則它將使政府收回它的成命並痛悔它的錯誤。」

　　末了，甘地又添上了幾句「盼望總督能秉公決斷」的話，並說他要召集幾位民眾公認的領袖，來開一個會議，共同商量。

　　甘地的動作立刻便有影響。很多文官都跟著他辭了職位，學生也離了學校，官府和學校都是人去樓空。

　　全印度國會於9月在加爾各答開特別會議，以大多數的票數表決，贊許甘地的主張。甘地和他的友人毛拉拿沙科特阿裡同遊全國，在各處都受到極熱烈的歡迎。

　　在甘地的一生中，最能表現出他的領袖本領的，莫如在他從事運動的第一年。在這一年中，全國暴動的空氣已蘊釀成熟，只要稍受煽動，立刻便可爆發，他要把它擋住並挽轉。甘地懼怕和厭惡群眾的暴動，比厭惡什麼別的東西還要厲害。他以為群眾的統治是印度最大的危機。他仇恨戰爭，但是他寧願有戰爭而不願有狂暴的群眾暴動。他說：「假如印度必須用武力來奪得她的自由，那麼，我們就用有秩序的武力即戰爭來奪得，而不用群眾的革命。」甘地對於一切的示威和群眾大會，都表示厭惡，就是對為慶祝一些可歡慶的事情而開的集會，也莫不如此。因為在一個充滿了喧鬧和紛亂的群眾運動中，極劇烈的暴動可以因無理的事情而暴發。因此，他再三主張保守嚴厲的紀律是必要的。他說：「從混沌的狀態中，我們必須尋出秩序來，我們要引用公民的法律以代替群眾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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