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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關係一直非常敏感,儘管這兩種宗教有許多不同之處,但他們依然在印度一起生活了一百多年。它們主要不同的特點是:

  穆斯林教是堅定的一神論者,印度教徒卻傾向於信仰無限多的神;穆斯林否認能以任何形式表現安拉,印度教徒卻用許多圖像把廟宇裝點得富麗堂皇;穆斯林偶爾向安拉獻上一頭牛作為燔祭,印度教徒卻視牛為神聖,保護它們免遭傷害;穆斯林認為在安拉麵前人人平等,而印度教徒一直遵循種姓制度,使社會劃分成等級,高等階級比低等階級有更多的宗教特權。

  甘地是印度教徒;穆罕默德·阿裡·真納是穆斯林。甘地年長八歲。他們的經歷有不少相同之處。真納也曾在倫敦留過學,當時的理想也是當一名律師。真納於1906年「選擇了國大党作為自己活動的政治組織,因為只有通過這個組織,他才能為人民的政治進步有效地盡到自己的責任」。1920年12月在那爾普會議上,「真納強烈反對改變國大黨宗旨,他不顧大多數聽眾的激烈反對,勇敢地堅持自己的主張。自此以後,真納就脫離了國大黨」《真納傳》)。

  早在1931年秋在倫敦召開的第二次圓桌會議上,穆斯林代表穆罕默德·伊克巴爾在發言中曾這樣論述印度穆斯林國家的使命,他說:「如果從同族同種的印度這個概念出發來制定憲法,或者把英國民主精神所規定的原則應用於印度,那就是無意中試圖在印度製造一場內戰。……我希望看到旁遮普、西北邊省、信德和俾路支被組合為一個單獨的國家。……我認為,一個統一的西北印度穆斯林國家的形成將是穆斯林的最後命運。」

  到1944年,國大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幾乎停止活動。在這個時候,穆斯林聯盟實力更強,關於建立巴基斯坦主權國家的態度也更加明確堅定。自真納脫離國大黨後,便加入穆斯林聯盟。現在他已成為穆斯林聯盟的絕對主宰者。廣大穆斯林表示堅信真納的領導是正確的選擇。

  這一年,甘地出獄,國大党其他領袖也相繼獲釋。

  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矛盾日益加劇,顯然不利於爭取印度的獨立。甘地面對這種形勢,不可能等閒視之。他請求會見副王,沒想到遭到斷然的拒絕。

  他知道英國政府一直對穆斯林主張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分隔開來的要求持鼓勵態度,並利用這種不和諧作為繼續佔領印度的藉口。與此同時,國大党和穆斯林聯盟的領袖沙浦洛和前馬德拉省省督拉賈斯進行談判,意在團結穆斯林共同為爭取印度責任政府而鬥爭,因為當時英國政府就是以穆斯林不願參加這個政府為由而拖延不幹。但是會談也沒有實質性成果。這一點應該說是可以預料到的。因為就在這年的3月23日紀念「巴基斯坦日」的時候,真納曾發出文告,公開闡明了自己的觀點。文告說:「我們離實現我們自己的目標巴基斯坦和贏得我們的自由更近了。……穆斯林不達到目的決不罷休。……巴基斯坦對我們來說,就意味著我們的安全、我們的解放、我們的命運。」

  但是,聖雄是個樂觀主義者。他一生熾熱地相信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理解並為此而努力工作。他還常為解決宗教間的對立而絕食。他從不輕易就相信失敗,就算他對此憂鬱不堪,但他絕不會感到沮喪。7月17日,聖雄給真納寫去一封信,建議他們倆在一起坐下來討論當前的政治形勢。甘地的信充滿誠意並且非常懇切。信中說:「請不要把我看成伊斯蘭教或印度穆斯林的敵人。我一向不僅是你本人而且是人類的朋友和僕人。親愛的真納兄弟,請勿使我失望。」

  真納覆信表示,願意在家接待他。

  9月9日,甘地趕往孟買真納家中進行會晤。兩位領袖的談判一直進行到27日。會談結束當天,雙方在一項聲明中宣佈會談失敗。並把會談期間彼此之間的通信交給新聞界發表。

  事實上,甘地在會談中冒著眾叛親離的危險,承認了巴基斯坦的原則。

  但是,他提出的先決條件是,應該通過西北和東北全體居民的投票來決定。

  真納堅決反對。他們雙方的態度,在他們會談過程中的書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甘地給真納的信說:「無論根據什麼國際法典,我們都是一個民族。」

  真納給甘地的信說:「你說你渴望代表印度所有居民,我很抱歉,我不能認為你的話是對的。你除了代表印度教徒之外誰也不能代表。不但穆斯林,而且印度其他人民的真正幸福都有賴於印度分治。」

  甘地回答說:「如果你的信是定論,那麼希望就渺茫了。能否保留在兩個民族問題上的分歧而只在自決權的基礎上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真納卻說:「我們是在作為一個民族,而不是作為一個地區的單位要求我們的自決權。」

  甘地在信中說:「我們認為穆斯林是一個單獨的民族,如果分治不可避免,也應該像兄弟倆分家一樣分治。」

  真納請甘地進一步解釋這個說法。

  甘地回信說:「我是從這種設想出發的,即不是把印度看成兩個或更多的民族,而是看成一個由許多成員組成的家庭。」

  雙方都不能接受對方的觀點。

  會談結束時,真納向記者說,無法與甘地達成協議。但是甘地卻說:「我相信這並非是我們努力的最後結果。失敗歸失敗,這種失敗只能意味著無限期休會。」

  這次甘地遭到副王的拒絕,加上又願意到真納府上談判,使不少甘地的追隨者深為不滿,甚至反感。認為甘地這樣做是助長了真納的傲慢自大,這是一種羞辱。但是甘地並非這麼看。他認為,為了祖國的尊嚴和人民的利益,以及個人自身精神的超越,不存在羞辱,即便是羞辱,也算不得什麼。就是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甘地又給丘吉爾寫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當然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他的信全文如下:

  親愛的首相:

  有報道說你想徹底擊潰微不足道的「裸體苦行僧」(據說你這樣稱呼我)。

  我一直想當苦行僧和裸行者(這是件很難的事)。因而,我將此看成是一種無意識的讚賞。所以,我想以此接近你。為了你的人民和我的人民,並通過他們,為了全世界的人民,請求你信任並任用我。

  你真誠的朋友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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