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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一路所見所聞,甘地對他推行的土布運動非常滿意。在孟加拉,他看到了國大黨在這裡首先實現了以繳紗代替交黨費,土紡土織在甘地所到之處也蔚然成風。

  甘地的高明之處是,善於給人找事做。不管是工人、農民還是職業者,甘地總是能讓他忙碌。而且就在讓你忙碌的時候,他就使你興高采烈地想到自己正在為祖國服務。他精心指導在全國深入開展的土布運動,就是要喚醒民眾都自覺參加勞動,並讓你在做這些事情時,感到就是為爭取自治鬥爭在作必要的準備。廣大民眾就是在他這種高明的宣傳中不知不覺地覺悟起來,義無反顧地按照甘地的設計參與運動。

  為了更有效地促進土布運動的發展,甘地組織成立了印度土布協會。1927年間甘地在與一位外國來訪朋友交談時,對土布運動的綱領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

  「我不把資本看作勞動的敵人。我認為兩者之間協調關係是完全可能的。我在南非、阿赫梅達巴建立的勞工組織,絲毫沒有敵視資本的精神,在認為是必要的程度內,每一次抵抗是完全成功的。我的理想是平均分配,但是就我們所看到的情形說,這是不可能出現的。因此,我為公平的分配工作。我是用通過土布運動來達到這一點。既然做到這一點,就一定能根本清除英國人的剝削,所以我預計它能澄清同英國人的關係。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土布運動可以導向自治。」

  很顯然,他把土布運動的綱領看成是一個組織勞資協調關係和「澄清英印關係」的行為。

  這次旅行,他的夫人與他一直結伴而行。有一次到了科隆坡,在演講會上,有人問他與他一起旅行、渾身土布素裝的是不是他母親。甘地沒有為此生氣,而是幽默地說,「我與她已經40年不做夫妻了,我的母親已去世多年,我的一切事情都是『這位母親』代勞。我們之間的關係是,我享榮譽,她服勞役」。甘地的講話贏得了暴風雨般的掌聲。

  關於這段時期旅行宣傳,印度作家有過這麼一段描述:

  「甘地政治生涯中這段似乎悠閒而毫無成果的階段,其實是他一生中最富有成效和創造性的時期。正是這段時期內,他撰寫了《我體驗真理的經歷》自傳,用古遮拉特語經過三年在《印度青年》上連載。不久便印成英語出版。

  自從土布運動的推行,尤其是1924年6月阿赫梅達巴國大黨年會上,就甘地關於黨員以繳納紡紗代替交納黨費的議案與國大党兩位元老老尼赫魯和達斯產生分歧,導致老尼赫魯與達斯憤然離會的尷尬局面後,甘地與這兩位國大党元老的關係又如何呢?

  他們之間以前也曾出現過爭執,但是老尼赫魯、達斯與甘地很快又相處甚好。這次也不例外。

  就在1924年9月甘地為呼籲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團結、禁止仇殺而決定絕食21天的第8天,老尼赫魯便召開了一個由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參加的會議,一再強調各教派之間的團結。大會並向甘地保證,所有與會人員將為這種團結堅定不移地貫徹這些原則。之後,老尼赫魯還專程趕到真理學院看望甘地,並勸他打破絕食,使大家得到甘地的合作,為制止當前正在蔓延的宗教仇殺而共同奮鬥。

  同年12月,國大黨第39屆黨代會由甘地主持召開。老尼赫魯與達斯都同意修改黨章,將黨員每月所繳四個先令黨費改為2000碼紡紗。這次會議氣氛異常和睦,兩位元老也一改過去的強硬態度。

  1925年5月,甘地旅行路經加爾各答,達斯便熱情邀請甘地到他居住的大吉嶺休息五天,甘地欣然接受。甘地在達斯家小住幾天,得到達斯一家的盛情款待。可是,就在甘地離開不久,便接到達斯不幸突然去世的消息,甘地悲痛不已,再次返回加爾各答參加達斯的葬禮,並發表題為《德命班多萬歲》的祭文,高度評價了國大黨這位鬥士的功績和他們之間的感情。

  同年7月16日,甘地在國大党自治派會議上,提議國大黨由老尼赫魯出面領導。年底,國大黨年會選舉奈都夫人為下一年度國大黨主席,甘地表示支持,這是國大党第一次由婦女榮任主席。時隔2年,即1927年12月,國大黨年會在馬德拉斯舉行,剛剛從歐洲回國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向大會提交了一系列議案,包括爭取印度獨立、印度加入國聯反對帝國主義陣線等。

  甘地出席會議,從內心來說,他認為這些議案偏激,不切實際,但是從大局出發,甘地沉默不語,不作反對。結果尼赫魯的議案被通過。會後,甘地即返真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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