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37)_李光耀

一三七

　　※35、交棒的時刻到了

　　1988年，我決定這將是我最後一次以總理的身分領導党參加競選。大選獲勝後，我要年輕的部長們自己決定擁護誰來當總理……年輕的部長們最後決定推舉吳作棟作為他們的領袖。

　　1998年，蘇哈托被迫下臺，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把政權移交給一位他認為沒有足夠能力繼承他的副總統。每當我想起蘇哈托那個時候的窘境，就不免要慶倖自己提前在1990年11月，仍然操控政治局勢和蓬勃的經濟發展的時候，卸下總理一職。當時，我的身體還很硬朗，但是不毅然退位的話，恐怕就得以每況愈下的體力和敏銳程度不如既往的頭腦，疲于應付後來發生的金融危機。相反地，我用過去九年的時間，從旁協助我的接班人吳作棟和他那由較年輕部長組成的班子，順利地完全接管新加坡政府。吳總理留我在內閣裡擔任資政。少了日常決策的壓力，我更能著眼于較宏觀長遠的課題，協助政府尋求更完善的解決方案。

　　因為對亞洲的發展情況有所認識，我從中得出這樣的結論：要建立好政府，非有優秀人才不可。不論政治體制有多好，差勁的領袖仍會給人民帶來傷害。相反，我見過好些社會，儘管缺乏健全的政治體制，卻管理得很妥善，正因為有優秀強悍的領袖當政。我也親眼看著80多個前殖民地，雖有英國法國親自為它們制定憲法，卻多數以失敗告終，原因不是憲制出了問題，而純粹是由於建立民主政治體制的先決條件並不存在。這些國家無一擁有一個公民社會和受過教育的選民，人民也未曾具有接受在位者的權威的文化傳統。這些民主傳統要在群眾中紮根，還得歷經好幾代人。在人民仍然以族群領袖為效忠對象的新興國家裡，誠實無私的領導人不可或缺，否則，就算憲法制度提供再多保障，國家終究要失敗。就因為這些繼承民主憲制的領袖強勢不足，終於導致國家走上暴亂、政變和革命之路。

　　新加坡最關鍵的發展因素，在於部長能力高強，並擁有一群素質高的公務員做後盾。起用能力不強的人掌管一個部門，我就必須不懈地予以督促，協助檢討問題，掃除障礙，最後總還是達不到理想的目標。反之，只要選對了人，就猶如卸下了肩上的一副重擔。把部門交托給能人掌管之後，我只需清楚闡明目標，指定完成目標的時限，對方自有辦法如期完成任務。

　　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小國，新加坡人才不算少，這是新加坡的福氣，因為我們有幸吸引了許多青年才俊到新加坡來受教育，他們過後留下來工作、投資，為本土原有的人才增添實力。我們努力不懈地在海內外招募人才，以彌補受過良好教育者家庭成員不多的不足。這是新加坡能夠保持卓越表現的原因。在這個過程中，最大的困難在於物色最優秀的人才作為政治領袖，接替我和年邁的部長。

　　60年代，我和同僚們著手發掘年輕人才，以便進行自我更新。我們無法在行動黨支部的政治積極分子中找到理想人選，於是四處留意能幹，可靠，衝勁十足，精明果斷的人才。1968年的大選中，我們推舉了好幾位有博士學位的才俊之士，包括大學講師、律師和醫生等專業人士，甚至高級行政人員為候選人。1970年和1972年的補選中，又推舉了好幾位。但是我們很快就發現，除了能夠掌握事實數據，寫好一篇博士論文或當一名優秀的專業人員之外，他們還需具備一些其他的素質。領袖素質何止才幹那麼簡單。一位人心所向的領袖，必須兼具無畏之勇，有毅力有決心，有獻身的精神、崇高的品格和過人的才能，使人們願意追隨他。領袖必須是積極分子，具備敏銳的判斷力，善於處理人際關係。物色接班人的任務隨著每一屆大選的舉行益發顯得迫切，因為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身邊的同僚行動越來越遲緩，魄力衝勁都已大不如前。

　　§韓瑞生一番話讓我吃一驚

　　1974年某一天，當時的財政部長韓瑞生對我說，他希望我允許他在來屆大選中退下來。他說，覺得自己老了。這番話讓我吃一驚。他才60歲，怎麼能讓他走？他的工作誰來接替？那次午餐，就我們兩個人，他所說的話給了我前所未有的震撼。他說，投資者一直深具信心，就因為對我們的部長有信心，尤其對我有信心。但是他們也看出他年事漸高，開始從旁觀察，在他之外之後，誰會接班，然而卻看不出哪位年輕的部長有潛力升任財政部長。他認為我還能幹好多年，卻覺得自己撐不了多久了。他遇過不少美國大企業的總裁，他們全得在65歲退休，但是在退休前好幾年，他們就必須向董事局推薦至少一名候選人，讓董事局選擇作為接班人。

　　我決意不在這方面棋差一著，在退下來之前，必定要把新加坡安然交托在可靠的人手中。為此，我必須物色一組人才進入內閣，為新加坡提供一個效率高、有創意的領導層。要是完全聽其自然，等著積極分子毛遂自薦加入我們的團隊，我們根本不可能成功。我們決心要由最好的人才組成政府。難處在於說服他們進入政壇，當選為議員，並掌握激勵和贏取民心的技巧。那是個漫長、艱難而且耗損率高的過程。成功能幹的專業人士和執行人員，並不是天生的政治領袖，他們必須善於爭辯、誘導，善於在群眾大會上、電視上和國會中駁斥反對黨的論點。招攬人才這張網該撒多寬多遠，看看早期的內閣，最出色的恫僚有多少位並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就能得到答案。我的這班恫僚當中，四分之三來自新加坡以外的地區。彙集我們那一代領袖的那一張網，原是撒向汪洋大海，由中國南方橫越馬來西亞，到南印度和斯裡蘭卡。如今，我們像是在小池塘裡捕魚，人網的大魚越來越少。

　　這些年來，我們總以為通過一般的政治過程，在大學、職工會和黨支部的積極分子當中，會冒出適當的人才，繼續展開我們的工作。直到1968年，我們才意識到其實不然。我們原有的班子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佔領和共產黨人暴亂等一連串驚天動地的歷史事件中冒出頭的。那些軟弱、膽怯和優柔寡斷之士都在這個自然規律中被淘汰了。生存下來的證實他們有能力打倒反對勢力而治國。堅定的信念讓他們能夠先後同英國人、共產黨人和馬來亞的馬來極端分子周旋到底。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機中，我們跟人民建立了深厚和始終不渝的感情。這種聯繫是經得起考驗的。物色優秀的接班人，是我們的最後一項任務。毛澤東為了解決接班人的問題，發動了一場「文化大革命」，把它當做又一次「長征」。我們不可能模擬一次日本侵略佔領的行動，以及後來爭取獨立的鬥爭。我們的解決方案，就是尋找具備高尚人格、能力強和有幹勁的人才，希望將來在遭遇無可避免的危機時，他們經得起考驗，脫穎而出成為真正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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