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35)_李光耀

一三五

　　蔣經國在1988年1月與世長辭。他生前在臺灣內地建立起德高望重的領導地位，使他有辦法駕馭因解除戒嚴令而發放出來的各種勢力。我出席了他的喪禮。前往憑弔的還有美日多位領袖，他們全是歷屆政府首長和高官，沒有一位是在職領導人。喪禮以中國傳統方式進行，蔣經國的遺體送往臺北市郊的一個停放處，像他父親蔣介石一樣，以便最終遷葬上海以南的浙江省家鄉。

　　接管政權的是李登輝。蔣經國在1984年指定李登輝為候選人之前，也考慮過國民黨另外幾個本省籍人選，但是覺得無一比陣登輝更合適。我假設蔣經國事前必定十分肯定他是個可靠的人才，相信他會延續自己的政策，絕不走「台獨」路線。最初幾年，李登輝堅持國民黨既定的一個中國政策，不主張臺灣獨立。他成功地在黨內爭取到一些元老和幾個外省籍年輕領袖的支持，牢牢地掌握了國民黨的控制權。所有跟他意見相左，提出逆耳忠言而身居要職的高官，不久後—一被剷除，包括郝柏村和錢複。

　　錢複在1995年勸李登輝不宜訪美。李登輝加速推行政制民主改革，委任更多臺灣本省人擔任要職，鞏固了自己對國民黨和臺灣的控制。國民黨元老早些時候告訴過我，這原本是大勢所趨，他們都預見得到，也願意接受。然而叫他們萬萬想不到的是，李登輝竟會如此迅速地通過民選制度，由「國民代表大會」貫徹到「立法院」，把政治權力重心一下子轉移到占全人口85％的臺灣本省人手中。他徹底地改變了國民黨，最終搞到許多黨員群起退黨成立「新黨」，也因此使國民黨元氣大傷，權力大為削弱。

　　李登輝鞏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之後，便開始把自己的意願發乎言辭。他的言談使北京領導人得出這樣的結論：他要把臺灣跟中國大陸隔開，而且越久越好。1992年，李登輝為統一開出條附。他把一個中國解釋為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一，必須在一個「自由、繁榮而民主的中國」的大前提下才能成立——換言之，共產黨中國必須先發展成為跟臺灣一樣的社會。我當時不曾意識到，他這樣做並非作為商談的起點，而是蓄意地把兩岸鎖定在一個從此難以銜接的位置上。

　　1994年4月，李登輝接受日本一位知名記者司馬遼太郎的訪問，訪談記錄刊登在日本的雜誌上，受訪者從來沒有否認過它的內容。李登輝在訪談中口口聲聲把國民黨稱為外來政權，大談臺灣人在包括國民黨政府的外來政權統治下，吃了極大的苦頭，認為「摩西和他的追隨者眼前將有洪水橫流……『出埃及』也許會是個最好的結局」。身為臺灣「總統」競大談摩西帶領他的人民到應許之地，這是中國所不能置若罔聞的。

　　臺灣本省人因「二·二八」事件對大陸外省人有滿腔仇恨。1947年2月28日前後，臺灣本省人抗議國民黨接管臺灣，指他們非但不像解放者，倒像是霸主，結果數以千計的本省人死於國民黨政府軍隊的槍下。事後，一切有關這場慘劇的公開討論，一律被強行壓制下來，但是臺灣本省人的記憶卻不曾淡化，等到一個本省人就任總統時，所有的情緒終於爆發出來。

　　民選制度總是把舊創傷重新揭開。加深了臺灣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隔閡。為了爭取90％多數選民的支持，政客往往向選民強調他們是土生土長的本省人，在競選活動中以土語閩南話發表演說，譏諷敵對的大陸人不懂得說閩南話。他們有些甚至就大陸人對臺灣的忠誠質疑。

　　由大陸人組成的老領導班子對這類分化民心的攻擊，深感心靈受到傷害。當年正是來自大陸的學者協助創辦大學，為臺灣培育了許多能幹的本省人。孫運培、俞國華，以及李國鼎等等傑出的大陸省籍領袖，雕琢了臺灣的發展政策，把臺灣從農業經濟轉變為工業經濟。臺灣日後能取得相當驕人的成就，正是這些人給它奠下基石。

　　選舉過程引發的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秘密組織（華人黑幫或私會黨）插手政治，而且情況越演越烈。國民黨同秘密組織的聯繫可以追溯到戰前的上海，那個時候蔣介石將軍利用這些人來對付共產黨。這些秘密組織跟著蔣介石南下臺灣。黑幫在臺灣社會已深深紮根。只要選舉不是通往實權之道，還是能夠控制他們的。

　　80年代末政治體制開放，選舉成了實權的競爭場，黑社會很快便悟出，他們可以自行涉足政壇，掌握權力。到了1996年，有10％的「國民大會」代表和30％的縣市「議會議員」是黑社會成員，自成一股政治勢力。貪污受賄和收買選票演變成一股根深蒂固的歪風。一旦當選，黑社會就得想方設法彌補開支。

　　臺灣的新聞自由無法有效地監督貪污行為（「黑金」）或者抑制黑社會的勢力膨脹，當地報界把黑幫和西西里的黑手黨相提並論。黑幫的影響力非同小可。1996年一個臭名昭著的黑社會老大在敵對派系毆鬥中被殺，李登輝的「總統府秘書長」竟然親自送上一幅傳統挽軸，公開表示悼念，希望借此爭取死者手下的支持。其他地位顯赫的人全都出席了喪禮，有好幾個反對黨領袖也在場。黑社會滲透建築業、農業合作社，連棒球隊也不放過。他們也在上市公司的常年股東大會上和財源充裕的寺廟委員會內硬插上一腳，甚至開始在學校招募黨羽。

　　1989年，李登輝到新加坡進行訪問，我個人盡一切應有的禮儀歡迎他。雖然當時新中尚未建交，但我還是決定省去國家元首級的外交禮遇。沒有國旗，沒有軍事檢閱，沒有國事訪問的儀式禮服。一切官方文告中，我們不說他是「臺灣總統」，只稱他為「來自臺灣的『李』總統」。儘管如此，那次訪問還是大大提升了他在本區域的政治形象和地位。

　　首個歷史性會談海峽兩岸以我為通話的渠道，也因此很自然地選擇了新加坡為1993年4月兩岸首個歷史性會談的地點。會談名為「汪辜會談」，是以正式代表雙方的「非正式」組織領袖的姓氏為名。我分別會見了汪辜兩人，知道兩岸領導人交托給他們的會談議程各異——代表臺灣的辜振甫只想解決純技術性事宜，例如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掛號函件失落查詢等；李登輝不希望他和中方討論開放貿易，更別談統一了。汪道涵則希望這些初步會談日後將引向更具實質內容的兩岸統一談判。不出所料，會談並未促使兩岸關係改善。

　　李登輝在臺灣仍受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在臺灣的日本學校受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是少數獲選到日本大學深造的臺灣本省人之一，報讀的是京都帝國大學，這所大學在日本的聲譽僅次於東京帝國大學。戰後他回到臺灣，在臺北完成大學教育。過後他到美國再考取兩個學位，第二個是康奈爾大學的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

　　他很自豪地告訴過我，因為個人的偏好。他每天必讀日本的四大主要報紙，通過衛星轉播收看東京日本放送協會電視臺的節目。即使書籍，也不看英文原著，反愛看日文譯本，因為日文譯本對他來說更容易閱讀。他深深沉浸於日本歷史和文化之中。對大陸，無論歷史、文化，或者是現有的共產黨領袖。他都不放在眼裡，並且以日本栽培出來的精英的視角看待中國的一切。他根本瞧不起中共的領導人。公然把他們叫做「木頭人」、「笨蛋」、「壞了腦筋的」。中國領袖從不加以回敬，但是我敢肯定北京負責兩岸事務的部門，早已有人一字一句地把這些話全記錄在案。

　　在我看來，他充滿自信，博學，熟知一切自己感興趣的課題卻因為臺灣遭受孤立而無法理解世界領袖為何不能像日本一樣同情臺灣的處境。他視日本的同情和支持對臺灣至為重要。他也深信，只要遵照美國自由主義者和美國國會為民主與人權所開的藥方，美國必定會抵禦共產中國以保護他。

　　我摸不透李登輝的立場。他的一位老朋友向我解釋說，他所受的日本教育和訓練，向他灌輸了日本的武士道的精神，同時他以為帶領臺灣子民前往「應許之地」是自己的使命。這位友人補充說，李登輝也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這使他更立志要不惜一切代價，秉著武士道精神，執行上帝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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