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34)_李光耀

一三四

　　※34、臺灣何去何從

　　在12年內，李登輝公開抒發了一直在臺灣潛伏著的分離主義情緒。他低估了中國大陸領導人和人民實現統一的意願。……他對臺灣前途的「貢獻」，是促使統一問題成為北京國家議程中受到關注的首要事項。

　　臺灣早年因為孤立而渴望同新加坡建立聯繫。我們這方面則急於避免在軍事訓練上完全依賴以色列。初步討論從1967年開始，臺灣委派一位高層代表前來，跟我和當時擔任國防部長的吳慶瑞會面。同年12月，他們提交了一個建立空軍部隊的計K.我們渴望在臺灣訓練我們的空軍機師和海軍軍官，以色列無法提供這類軍事設施。臺灣表示樂於協助新加坡，卻不時暗示，他們在防務上幫助我們，必會要求新加坡在外交上給予臺灣某種形式的承認作為回報。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清楚表明我們不能讓步。當臺灣駐新加坡「中華民國商務代表辦事處」終於在1969年設立時，雙方明確達成協議，進行商務往來不等於彼此承認國家或政府的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它是整個中國、包括臺灣在內的唯一合法政府，我們並不想捲入旋渦。

　　一個中國立場不變在聯合國提出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決議案時，新加坡投票支持接納中國，卻在驅逐臺灣的表決中棄權。我們的政策是，「一個中國」的立場不變，視中國統一為中國內政，必須由海峽兩岸雙方自行解決。

　　臺灣和新加坡國防部之間建立聯繫之後，臺灣方面借調了一些軍機飛行指導員，還有幾名技術人員和機工到新加坡，協助我們把軍機維修部門建立起來。後來，我接受了臺灣相關人士的建議，同意在1973年5月到臺北，同蔣經國會面。蔣經國和他的蘇聯籍夫人到機場迎接我和芝，把我們送往圓山大飯店，親自引領我們到套房休息。第二天，我們隨他乘搭波音707私人貴賓客機，飛往空軍基地，觀看了由臺灣空軍部隊單位呈獻的半小時緊急起飛示範表演，接著再一起驅車前往度假勝地日月潭，共度了兩個假日，加深了彼此的瞭解。

　　在臺北舉行的晚宴上，我會見了蔣經國身邊的高層親信。同他的密切交往，除了因為彼此談得來，還在於雙方的反共立場一致。

　　蔣經國講英語結結巴巴，一口濃重浙江口音的華語叫人不容易聽懂。還好他能理解我說的英語，加上我也會說華語，雙方可以在無須通譯的情況下交談。語言相通有助於彼此產生共鳴，進而昇華成友好的關係。我談到東南亞的地緣政治格局，向他解釋了新加坡與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在民族、文化和語言上的一脈相承，由不得我們否認，但是我們對抗馬來亞共產黨的決心，足以向世人保證，新加坡絕不會成為中共的「特洛伊木馬」。

　　據新加坡駐臺北商務代表過後報告說，蔣經國對新加坡、對我，印象都不錯，也很高興能親自會見我。

　　雙方在1975年4月達成協議，讓新加坡武裝部隊在「星光演習」的代號下到臺灣進行軍事訓練。起初有效期只限一年，我們獲准在臺灣訓練步兵、炮兵、裝甲部隊和突擊連隊，受訓軍人被分配到全臺灣各訓練同類部隊的基地。臺灣當局只對我們所消費的物資收費，其他分文不收。

　　蔣經國有張白皙圓潤的臉，戴著副厚厚的角質眼鏡，身材圓滾滾的，為人沉默冷靜，說話低聲細語。他從不擺出思想家的模樣，但是想法務實，社會知識豐富，很善於看人。他確保留在身邊的都是可靠之士，隨時願意坦誠提出己見，哪怕是逆耳的忠言。在開口前，他必定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絕不信口開河。他不方便自由訪問各國，我於是成了讓他掌握美國和世界整體發展動向的另一個提供消息的人。針對當前地緣政治局勢的變化，他總會熱切和追根究底地提出問題。80年代中期，蔣經國健康狀況轉差以前，我每回訪台，他總會盡地主之誼，抽三四天陪我四處逛逛。他通過彼此無拘無束的交流，印證他在閱讀和聽取彙報後對政治事件所得出的結論和見解是否正確。他深感在國際上孤立無助。

　　1973年至1990年間，我每年總會訪台一兩次，幾乎每次都在香港停留。臺灣每年取得8％到10％的經濟增長，在經濟、社會方面不斷進步，這對我有一定的啟發和鼓勵。他們由一個僅集中於農業和製造紡織品、成衣和運動鞋，工資低微而勞動密集的經濟體，穩健轉型，進入高消費市場。起初他們僅懂得盜版珍貴的醫藥、法律和其他種類的書籍，以低得離譜的價格大平賣。80年代，他們開始自行申請版權，用質量高的紙張和厚皮封套裝幀出版。進入90年代，他們投入電腦晶片、主板機、個人電腦、便攜電腦和其他高科技產品的生產。

　　我注意到香港的經濟和生活水平也同樣地不斷提升的相同趨勢，給了我很大的激勵。我從港臺的經驗中得到啟示。既然他們做得到，新加坡也一樣能做到。

　　§臺灣工人主動自覺

　　臺灣少了樣樣由「中央」策劃的經濟體制，正像奔馬一樣往前馳騁。臺灣如同香港，社會福利微乎其微。直到90年代初期實行直選制，情況才有所改變。反對黨向當局施壓，要求當局推行醫藥、養老和其他社會福利保障，結果導致預算出現赤字。面對「立法院」內部動輒起哄的反對黨，90年代的臺灣當局即使要提高稅率來平衡預算，也是困難重重。所幸臺灣工人主動自覺，到目前為止依然比西方工人更勝一籌。

　　最讓蔣經國和「部長們」深感自豪的，是臺灣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每個學生至少受過9年的中小學教育，90年代有大約30％的學生大學畢業。然而人才大量外流的現象卻叫管財政的李國鼎歎息。自60年代起，每年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大學畢業生，平均多達4500名，學成後回台的卻只有區區500人。隨著臺灣的世界經濟地位節節上升，李國鼎全力出擊，希望吸引一些曾經在世界頂尖研究室和大型電子跨國公司服務的臺灣優秀人才，回台服務。李國鼎在臺北市附近發展科技園，為回流人才提供低息貸款，協助他們開創半導體業務，結果臺灣電腦業起飛了。這些回流人才在美國電腦業建立起了聯絡網，掌握了有關技術和專業知識，這使得他們能隨時緊跟科技發展的步伐，有效地促銷產品，並得到臺灣當地栽培出來的工程師和技工的支援。

　　當年跟隨蔣介石將軍的部隊，由大陸過海的兩三百萬大陸人當中，有一層厚實的知識分子、行政人才、學者和企業家，是他們催化臺灣蛻變為經濟一強的。

　　但是大陸籍精英阻白，長遠來說，他們在臺灣處境困難。他們是人口中的少數，只占大約15％。原本由大陸人和大陸人的後代占絕對多數的武裝部隊官兵，逐漸由臺灣本省人取代，這個趨勢已是無可逆轉的了。本省人在全人口當中占了85％，蔣經國和他的資深親信何嘗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所以選用本省人的時候格外謹慎，只用最可靠和信得過的人才——願意延續他們的政策，堅決同大陸共產黨對抗，卻絕不主張分裂爭取「台獨」。對大陸人來說，「台獨」是不能容忍的。

　　到了80年代中期，受過高深教育的年輕一代臺灣人在官場中步步高升。新加坡也換了個能說臺灣福建方言閩南話的代表駐臺北商務辦事處，我們的原任代表來自浙江，跟蔣經國還是同鄉。大家都看得出臺灣正在蛻變。

　　我們必須結識臺灣官場中一些跟國民黨有聯繫的本省人，但又要避免跟主張「台獨」的異議分子扯上關係。後者全屬非法組織的成員，好幾個還因煽動叛逆罪名遭監禁。

　　80年代中期幾次訪台，發現蔣經國的健康狀況已大不如前，他無法再伴隨我四處出遊了。從交談中推斷，美國媒體和國會必定向他施壓，要他進行政治制度民主化。他解除了戒嚴令並著手推行政治改革。那個時候，他的兒子蔣孝武擔任駐新加坡的臺灣商務代表，他讓我知道了他父親的想法。我告訴蔣經國，要保障臺灣的安全，他就不能只爭取裡根總統繼續站在他那一邊，還得爭取美國國會和媒體的支持，這是裡根背後少不了的兩股支撐力量。後來，蔣經國也放手讓原本不被當局承認的反對黨組織參與選舉。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