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32)_李光耀

一三二

　　港英政府尚算清廉誠實，只有麥理浩出任港督前的大約十年例外。在那一段時期，貪污猖撅，迫使他不得不採取以新加坡反貪污法令為基礎而制定的嚴厲措施。當然，殖民統治的遊戲規則，難免對英國商人有利。滙豐和渣打是兩大港幣發行銀行。英資財團「洋行」（大型貿易公司，後來都成了集團企業）都享有特權。只不過進入英國治理香港的最後十年，隨著許多「洋行」逐漸由香港華人收購，原有的種種特權才漸漸喪失。

　　下一任港督衛奕信在1987年走馬上任以前，也到新加坡走了一趟，借此瞭解一個以華人為主的社會如何組織起來和解決問題。衛奕信也是外交官，是中國問題專家。他想瞭解新加坡爭取獨立的經驗。我告訴他，我們的條件不一樣。我們原已並人馬來西亞，而後意外地取得獨立，以致我們不得不主宰自己的命運。香港特別行政區將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任何受委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在維護香港利益的同時，還必須瞭解中國，學會同中國領袖共處。

　　一直到1992年為止，英國採取的治港政策是在打算進行任何政策性基本改革時，必先尋求中國的意見，彼此磋商，然後才正式宣佈。英國希望爭取坐上所謂的「直通車」。換言之，確保這趟直通車開到1997年7月1日，屆時香港回歸中國後，不會更換車頭或車廂。1989年天安門事件震撼全世界，待人們定下神來，英國政府深感有必要做一些超越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協議範圍的事情，才能自我安慰地說已竭盡全力，為香港人在回歸中國議後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保障。天安門事件爆發6個星期後，我們主動提出為香港25000個家庭提供「原則上批准的永久居留權」，允許他們在必要時才移居新加坡。原則上批准的永久居留權有效期是5年；之後還能延長5年。這樣的安排使香港不致在極度動盪不安的時期，還要面對人才外流的問題。

　　消息宣佈後，港人在新加坡駐港專員公署門前大排長龍，等著索取申請表格，幾乎釀成暴亂。1990年五月我在香港同衛奕信總督會面時向他保證，發出這類居留權絕非有意摧毀香港。香港若欠缺技能和信貸，我們定然惜出這些資源，反之亦然，讓雙方都能從彼此的資金、技術和人才資源中獲益。引起如此紛亂激動的反應，是我們始料不及的。好些申請者因為缺乏必要的教育和技能水平而過不了關。一年後，我們總共發出莊萬張原則上批准永久居留權的許可證，比原定的多了一倍。

　　到1997年，僅有8500人移居新加坡。香港很快從天安門事件的震驚中恢復過來，迅速上了軌道。在香港賺錢要比在新加坡或其他地區容易得多。事實上，許多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香港人，後來都回流了，不過多數把家人留在國外。彭定康也跟前任總督衛奕信和麥理浩一樣，於1992年7月赴港走馬上任途中，先在新加坡停留。經過一個小時的會談，我感覺到他有意逾越中英協議的範圍，於是問他：「你手上有什麼牌？有什麼新東西？」他沒有回答，反而重複了我的問題：「有什麼新東西？」

　　對他滿腦子盡是抵觸中英協議的改革計劃，我深感不自在。香港記者專程來新加坡，準備在會談結束後訪問我。然而為了確保傳媒不會錯誤報道我的立場，我沒有接受他們的訪問，而是發表聲明：「我相信，如果他（彭定康）定下來的目標，不逾越聯合聲明以及基本法的架構，他能爭取到治理香港的強有力的支持，並在既有的基礎上發展……對他的治港政績進行評估的最好標準是，他為香港遺留下來的制度能不能在97之後繼續順利運作。」

　　1992年10月，在一次訪華之行後，我取道香港。當時彭定康剛宣佈將擴大工商、專業和其他特殊利益團體等功能組別的選民人數，使功能組別代表的所有雇員都成為合格選民。我在接受媒體的訪問時說：「彭定康為深化民主提出一套想像力非常豐富的建議……創意十足。他的建議專定基本法和聯合聲明的漏洞。」但是我不忘補充：「（彭定康）這份藍圖，與其說是即將卸任離去的殖民政府總督的告別之作，倒不如說像一份民族主義領袖發動人民反對殖民統治、爭取獨立的行動綱領。」後來在總督府同彭定康會面時，我私下提醒他，把原本只包括專業人士或法人的功能組別範圍無限制地擴大，把所有受雇于這些專業人士和法人的員工也包括進去，他這麼做，是背離「功能組別」的原意的。

　　12月中，我再次赴港到香港大學發表演講。彭定康以港大校長的身分擔任講演會主席。有人針對他的政治改革方案向我提問，我當場引述兩位前任港督麥理浩和衛奕信在上議院發表演講的部分內容，以及曾經同中國進行談判的撒切爾夫人的政治顧問珀西。柯利達爵士的訪談。3份記錄清楚顯示，彭定康的行動方向，已經違反了英方代表同中國政府商談後達成的協議。我原以為在他面前清楚表明立場，能給他一個回應的機會，豈料他竟默不作聲。彭定康就這樣消磨了英殖民政權的最後5年，同中國政府糾纏不清。彭定康的行動激怒了中國。英方若是一意孤行，中方隨時準備取消整份協議內容。中方宣佈，彭定康的任何政治改革都會在97香港回歸後一筆勾銷。

　　1993年7月，中方成立籌備委員會的預備工作委員會，為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做好準備。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1994年8月表決通過議案，支持把根據彭定康政改方案產生的香港的立法局、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和區議會全部撤換。彭定康和英國政府不把中方否定這些機關當一回事。彭定康在1995年9月舉行立法局選舉，包括設立9個新的功能組別議席，並把合格選民的範圍擴大，涵蓋了全港270萬工作人口。中方領導人聲明絕不承認選舉結果，表明英方一手建立的政治體制完全不符合基本法和聯合聲明，的年香港回歸後必須解散，立法局也要改組。彭定康滿以為中國政府最終會默許這些政改，因為不這麼做便是違背人民的意願行事，在國際社會得付出重大的代價。

　　1993年5月，我同當時擔任英國國防部副部長、後來當上外長的馬爾科姆。裡夫金德進行了一輪詳談，對英國官方的想法有了一點瞭解。英國人覺得他們有義務確保在97來臨時，民主成了香港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我說，要使香港繼續繁榮發展，最好的解決辦法正是讓香港行政人員和有潛質進入領導班子的人士，認識和瞭解中方領袖，並學習如何保護香港的特殊需求。裡夫金德指出，英方不過想在香港奠定更穩固的憲制，使中國不致那麼輕易地摧毀香港的民主，實際上就是希望在香港建立起西方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由保障制度，保障香港人免遭逮捕和有出人境之類的自由。如能鞏固這樣一個制度，中國就更難加以摧毀。我卻認為，再怎麼費盡心機都徒然，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不可能不以中國利益淩駕一切的要求，順應行事。要在僅剩的4年內，在香港鼓吹和注人百年來從未存在的民主價值和文化激素，簡直是天方夜譚。這是一場意志之戰，英方不可能獲勝。

　　我得出的結論是，英方一直指望美國人抓住人權和民主兩個問題對付中國。美國手中有兩張王牌，一是由1992年的200億美元激增到1997年4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另一是每年更新給予中國出口產品的最惠國待遇。但是，中國也能以牙還牙，在禁止核武器和導彈技術擴散方面採取不合作的態度。

　　西方媒體想借助香港使中國民主化，或至少通過在香港推行民主政治改革以向中國施壓。西方媒體一致站在同一陣線，支持彭定康來遲又一廂情願的政治改革。香港一些政界人士因此受到鼓舞，以為他們大可為所欲為，好像香港真有可能獨立似的然而比英美和中國各執一詞並採取一連串政治動作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經濟局勢發生了出人意料的戲劇性發展。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西方投資者對中國退避三舍，港、澳、台三地的華商卻在這個時候進軍內地，三年內業務發展大好。他們向疑慮重重的世界證明了，要在中國經商，所謂的「關係」——說同一種語言、源自同根文化、不按章行事——能彌補缺少法治的不足。這些華裔的成就銳不可當。

　　1989年天安門事件引起的驚駭，使香港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在人人談回歸色變的情況下，潰不成軍。8年後，中國的經濟前景有了180度的轉變，香港如今殷切期望同一個朝氣蓬勃的中國一起成長。隨著1997年7月1日的臨近，香港房地產和股市反而穩健上升，反映了誰也預見不到的信心。選擇留下來的港商，幾乎占了全數，他們開始接受現實：自己的未來取決於中國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良好關係。在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設施尚未建設完善以前，中國內地通過香港進行的商業活動，將是確保香港繼續繁榮興盛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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