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31)_李光耀

一三一

　　※33、香港的回歸

　　……商界和專業界精英開始在心理上進行調整，接受香港即將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的事實。香港中文媒體態度變得溫和起來，即使是一份桀驁不馴的中文報紙也收斂了許多。

　　我在1954年乘搭意大利客輪亞洲號首次遊覽香港。客輪在當地停留了三個晚上，讓我和芝有機會在這塊殖民地上閒逛。面向海港的香港本島是個摧班嫵媚的城市，跟對岸九龍欣欣向榮的市鎮遙相輝映。市中心背靠著海拔大約1000米的太平山，公路和房屋掩映其間，景致迷人。

　　香港人勤奮，貨品價廉物美，服務一流。一天早上，有人帶我到一家裁縫店定做兩套西裝，讓裁縫師傅量身。下午回到小店試穿新裝，裁好的西裝當晚就送到船艙。這是新加坡裁縫師傅所無法做到的。當時我不曾意識到，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解放大陸，約有一兩百萬中國難民潮水般湧入香港，裹挾著大批來自中國最傑出的企業家、專業人士和知識分子。他們有來自上海的，也有來自浙江、江蘇和廣東的。這些大陸精英形成了一個厚實的人才基礎，再加上一批較有創業精神和足智多謀的中國工人，他們攜手把香港轉變成世界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

　　對全世界來說，香港和新加坡是兩個相似的華人城市，規模大小也差不多。對我而言，兩地顯著的差別不少於彼此的共同點。香港土地面積比新加坡大一倍，擠滿香港本島、九龍半島和新界地區的人口，也比新加坡多一倍。1949年的香港，無論政治或經濟環境都是一片灰暗，純粹依賴大陸的自我克制作為生存條件。一聲令下，中國人民解放軍隨時會開進來。但是，即使變數再大，即使有著朝不保夕的惶恐，香港仍然繁榮興盛起來。

　　新加坡當時沒有面對如此慘淡的局面。我慶倖我們那時無須像香港那樣面對極大的壓力，生活朝不保夕。即使1957年馬來亞獨立了，新加坡在經濟、地理上還是同馬來半島一脈相承，人民和商業往來不曾間斷。直至1965年被迫脫離馬來西亞，我們才真正面臨相似的茫無頭緒的未來。但是跟香港不同，我們沒有大陸源源湧來的150萬難民。也許如果能吸引到這一股難民潮，以及隨之而來的最出色的企業家和最勤奮耐勞、足智多謀。幹勁十足的人才，我們就能擁有同樣的額外競爭優勢。

　　事實上，1949年同樣來自大陸的難民浪潮何嘗不也助臺灣一臂之力。若不是有這個浪潮，臺灣不可能把1949年以前治理中國多年的頂尖領導人才，都吸納過去。他們的行政，加上美國的援助，改變了臺灣。當這一切在1949年發生時，我還不瞭解人才的重要性，特別是創業人才，也未曾意識到這些訓練有素的人才，正是改變社會、提升社會的酵母。

　　1962年5月我重遊香港，映人眼簾的盡是高樓大廈和百貨商店，足見香港在短短8年內已遠遠超越新加坡，走在前頭。1965年獨立以後，我幾乎每年都會到香港走一趟，看看香港人如何克服困難，有什麼值得學習的地方。我把香港當做獲得靈感和啟發的源泉，從香港這個地方可以看到一個刻苦奮鬥的社會能有所作為。我也希望吸引香港商人，尤其是製造商，到新加坡設立紡織廠或其他工廠。但是這一番苦心卻得不到香港傳媒的善意對待，他們寫了不少貶抑新加坡的報道，勸阻香港人離開。

　　1970年2月，香港大學頒發名譽法學博士學位給我。我在致詞時說：「作為現代化進程的先驅，香港和新加坡可以充當催化劑，協助周遭的傳統農業社會加快蛻變的步伐。」我希望「它們會成為集散地，不光是集散發達國家製造的精細產品，更重要的是也能傳播社會價值觀、紀律、技術和專門知識」。十年後，兩地果然都做到了。

　　那次訪問香港之後，我致函經濟發展局，說明因為有中國的因素以及99年英租新界合約在1997年期滿所引起的政治變數，新加坡可以從香港引進入才和技工。我們也可以在香港面對缺乏技能和信貸的時候，借出這些資源。香港人在每一次受挫後東山再起的能力，使我十分欽佩他們。70年代石油危機期間，香港跟新加坡一樣深受打擊，香港人卻能更迅速地自我調整。商品削價、員工接受減薪，香港僅有的幾個工會組織沒有跟市場力量對抗。新加坡的情況則不同。我們必須努力減輕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帶來的衝擊，保護工友避免受到生活水平驟降的影響，並協助化解勞資之間的問題。

　　香港人依賴的不是政府，他們自力更生，靠自己靠家人。他們格外勤奮，沿街叫賣兜售，製造一些小巧玲瓏的東西，或者買進賣出，做生意不放棄任何運氣。香港人謀求成功的意念無比強烈，家庭成員、家族成員之間的聯繫分外密切。早在佛利民推崇香港為自由企業經濟的模範之前，我已清楚認識到只設少許社會安全網。甚至完全不設安全網的好處。這樣的環境激發香港人力爭上游。他們同殖民政府之間沒有一紙社會契約。香港人和新加坡人不同，香港人既不能管也不去管防務問題，也不管群體利益。香港不是一個國家。

　　這就是港新之間的天淵之別。我們非是個國家不可。否則無法生存。教育、醫藥、住房，樣樣都得提供津貼，不過我也設法避免社會因福利主義導致衰竭。但是一談到活力和幹勁，新加坡人永遠趕不上香港人。在香港，誰要是失敗了，只會怨自己，自歎倒黴，然後重新振作，東山再起，希望下一次會轉運。新加坡人對政府對生活的態度截然不同。n他們選擇就業保障，喜歡無憂無虎的0生活，若不成功就怪罪政府。因為新加坡人認為政府的責任就是確保他們生活得更舒適。他們期望政府不只提供公平的競爭場所，最好還能在競賽結束時。對賽績不佳的人也能提供一些獎品。新加坡人投票選出自己的議員和部長，並認為他們應該把所有的獎品分給自己。

　　一名移居新加坡的香港企業家向我一語道盡新港之別。他在70年代初到新加坡開設紡織廠和成衣廠，把在香港的幾名管理人員帶來，另聘幾名新加坡籍經理。他的新加坡籍經理在1994情仍為他效勞，而來自香港的幾名經理卻已各奔前程，自立門戶，成為他的競爭對手。他們認為既然自己對這門行業的認識不比老闆淺，沒理由還得留下來幫他打天下。他們只需一筆小資本，一旦籌足本錢就走，頭也不回。新加坡人欠缺的正是這種肯冒風險爭取成功，以成為大亨巨賈的企業家精神。幸好近年來情況有好轉的跡象。

　　隨著區域經濟迅速增長，向外發展的年輕專業人士也多了。他們總是先當個受薪經理，享有獎勵性的股份選擇權，在認清了風險所在，自信有能力應付之後，才放膽去闖天下。我們成功吸引了一批香港紡織業、成衣業、塑料業和珠寶製造業的企業家，幾個玉器和象牙雕刻師傅以及一些家具製造商。六七十年代，香港投資商深受新加坡歡迎，因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為新加坡的商業環境注入了樂觀的激素。他們當中最出色的人才仍選擇留在香港，怎麼說在香港賺錢要比在新加坡來得容易。但是如我們所願，他們在新加坡開設了分公司，委派自己的孩子前來管理。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發表後，香港前途問題塵埃落定，我邀請一組香港商界和專業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在8月新加坡慶祝國慶的那一周前來訪問。結果，一群香港商業鉅子聯合投資了20多億新元，在新加坡興建全國規模最大的會議展覽中心和辦公大樓，稱為「新達城」。

　　中心落成一年後，即1996年12月，我們在那裡主辦了世界貿易組織第一屆部長級會議。這個會展中心，也是香港集團在北美洲和澳大利亞多個太平洋沿岸城市撒下的「留窩蛋」之一。香港媒體以為新加坡不過想要挖走當地的精英，它們卻不曾瞭解，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繼續成功，才是真正符合新加坡的利益。要刮盡香港的人才只是一次過的事情，欣欣向榮的香港卻能帶來源源不斷的商業機會和好處。

　　英國統治者治理香港，擺脫不了大英帝國的古老傳統作風——孤傲自大，居高臨下，以恩賜態度對待當地人，甚至對我也如此，只因為我是華人。早期的港督人選由英國殖民部升上來，這種現象在1971年以後有了改變。麥理浩原是英國外交部一名資深官員，在走馬上任前，他決定先到新加坡訪問。香港當時飽受貪污之風的困擾，他想瞭解我們怎麼整肅貪污歪風，同時看看我們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尤其是工藝學院，因為香港當時並沒有這類學院，在工藝教育方面幾乎從未進行任何投資。他也想參觀這裡的公共住房，希望在情況惡化之前，及時改善香港的住房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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