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30)_李光耀

一三〇

　　1996年，金泳三總統訪問新加坡。衣冠整齊的他自豪地對我說，他每天早晨都會慢跑好幾公里。他還說，我們擁有相同的價值觀，比如強調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建立社會網絡對家庭給予支援。我補充說，我們最重要的共同利益是確認美國在亞洲地區保持影響力，這在戰略上是極其重要的。

　　金泳三總統在上任時曾表明他不會舊事重提。然而隨著國內壓力日益加強，他不得不在1995年底改變初衷，國會通討了一項特別法令，取消對1979年的政變和任何跟1980年光州大屠殺有關的謀殺、煽動騷亂、貪污和其他罪行講行調杏的限制。結果，在他之前的兩位總統都被逮捕和定罪n在電視蔔著到他們兩人被羞辱，還身穿囚衣被帶上法庭。我嚇了一跳，感到十分驚訝。全鬥煥和盧泰愚因1979年的政變和1980年的光州大屠殺事件，分別被判死刑和坐牢22年半。兩人也因在任期間收取賄金而被罰款。上訴後，全鬥煥的刑罰改為終身監禁，盧泰愚坐牢17年。

　　不久後，金泳三總統本身也捲入一樁涉及大筆款項的貪污醜聞。韓國一個大財團韓寶在數家國有銀行欠下數十億元，宣告破產。金泳三的兒子被控收取700萬美元，後被判入獄3年，外加罰款150萬美元。反對黨趁機聲稱金泳三本人也接受過韓寶的賄賂，在競選中的花費明顯超過法律上的規定。金總統雖然在電視上公開道歉，卻拒絕透露詳情。多起貪污醜聞經過媒體大事報道，加上經濟管理不當，現任總統和執政黨的聲望已被摧毀。不翻舊賬，他們的政治制度所受的損害就不會那麼大。在南非，要是人們承認在實行種族隔離體制時幹下暴行，調查與和解委員會就會原諒他們。雖然這樣做不一定促進和諧，但是至少沒使分裂尖銳化。

　　錯誤的信息兩位前總統所經歷的審訊不只摧毀了他們和好些助手，同時也摧毀了協助創造現代韓國的人物。人民變得憤世嫉俗，對所有的官方機構都不再抱任何希望。韓國領袖要重新獲得人民的尊重，看來得花上一段時間。他們兩人是根據當時韓國的慣例和標準行事，而根據那些準則，他們算不上是十惡不赦之徒。盧泰愚之所以會讓權力轉移到金泳三手上，主要是受到美國輿論的壓力，他們不贊成由另一名軍人接班。其他國家軍人出身的領袖將從這一連串事件中得到錯誤的信息，他們會以為把權力移交給爭取群眾支持的平民政治家是危險的做法。

　　1999年，我以韓國工業聯合會國際諮詢團成員的身分到漢城出席會議。諮詢團在10月22日的一個論壇上與韓國眾財團領袖進行討論。這些財團是韓國版的日本財閥。日本財問取得成功的所有主要工業，韓國財團會以更低廉的人工和成本進場較量。他們同日本人一樣，目的是佔有市場，無視現金流動和生意底線。韓國國內經濟尤其是工人的高儲蓄率，是集團取得低利率資本隨之專攻某些工業的基礎。日本的情況也是如此。

　　冷戰結束後，外界情況起了變化。韓國也須像日本那樣，開放國內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他們的財團共借貸了約1500億美元的外幣，在國內和國外——中國、東歐前共產國家、俄羅斯和前蘇聯的中亞細亞（中亞）共和國，迅速擴充發展工業。這些投資並不是在預算有多少回報後進行的，它們大舉擴張業務，旨在佔據市場。近1997年底，這些財團無法償還貸款利息，韓元跟著暴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伸出援手，三個星期後，金大中在選舉中獲勝擔任總統。

　　我告訴財團代表，韓國正處在十字路口。它不應繼續採用日本的工業和經濟模式，因為就連日本本身也走投無路，不得不放棄舊有的經濟模式。韓國和日本現在是全球經濟和金融系統中的一分子，必須遵守美國和歐盟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貿易組織定下的規則。它們必須使投資更具競爭力，如同任何美國或歐洲公司，著重盈虧。問題在於如果要具有競爭力，它們應如何從當前的狀況發展到所必須達到的地步。這些財團已擴展成龐大的聯合企業。

　　如今，它們應專注於做得最好的業務，以它作為核心業務，放棄那些無生產效益的業務。接下來，要使業務蒸蒸日上，就需聘請具有企業精神的管理人員。當我表示儒家思想並不是導致它們崩潰的因素時，財團領袖都感到欣慰。他們的弱點是做生意沒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在意回報和生意底線。他們的制度不夠透明、開放、公正，會計法也沒根據國際標準，導致雪上加霜。也是儒家社會的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能順利渡過金融風暴，是因為兩地履行英國法制，做生意的方法透明，會計法符合國際標準，公正平等地公開招標和商討合約，銀行貸款簡易方便。韓國人必須採納這些做法。

　　韓國人做生意的手法跟日本人很相近，主要是靠非正式的關係，甚少注重規則和法律。財團領袖們明瞭重組的重要性，卻不願意放棄家族對過去40年來辛苦建立的大企業的監控。他們也不捨得把屬下的公司交托給管理人員，後者已習慣了讓創辦人為公司所有企業的策略做決定。出席了國際諮詢團會議後，我到青瓦台拜會金大中總統。此時的他已70多歲，身材魁梧，比起他那一代的韓國人算是高大的。他走起路來一拐一拐，據說1971年，韓國中央情報局人員企圖謀殺他，他的腿就是在當時弄傷的。他臉部表情嚴肅而且深沉，偶爾會笑一笑。會談中，他井然有序地從南北關係開始，談了一連串的課題，要我評價他的政策。從「陽光政策」說起，這個政策的目的一來是維持強硬的威懾姿態以防戰爭，二來是要在不破壞或威脅朝鮮的情況下實現統一，最後是要營造適當的環境，讓兩地的私人企業界能在經濟和生意上密切合作。

　　我說，通過科技、管理和知識轉移，並鼓勵發展來幫助朝鮮改變，是合理實際的做法。這麼一來，朝鮮就能提高本身的生活水平，減輕南方的負擔。不過，與此同時，人民與人民之間的交往更應有增無減，智囊團、大學和言論界的相互交流尤其重要，這樣，思想看法才會改變。

　　我認為，把東北亞和東南亞結合成一個區域，指日可待。兩個分區的經濟體關係越來越緊密。

　　韓國媒體以為我們會談到對亞洲（即儒家）價值觀的歧見，以及民主和人權課題。我告訴他們，我們快80歲了，不太可能改變自己的看法，所以沒觸及這些課題。歷史將證明誰對儒家文化有較好的詮釋。

　　從金大中身上，我看到一個人經歷重重危機後脾氣的轉變。為了達到更高層次的目的，他學會控制自己的情緒。他曾經在日本被韓國中央情報局逮捕，施以酷刑，要不是美國介人，恐怕已被殺害。然而為了贏得1997年的選舉，他跟中央情報局前局長金鍾泌結盟，選舉勝利後肢委任金鍾泌為總理。

　　導致韓國目前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困難重重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從軍法統治到完全自由的民主政治的轉變太倉促了。他們沒有早已確立的執法傳統來控制公眾集會，也沒有任何條例管制工會，規定它們須在罷工或採取工業行動之前舉行秘密投票表決。我們的情況就不同。1959年，我們接手管理新加坡的時候，英國留下了一套輕罪法規，因此在緊急法令終止後，碰上示威事件發生時，我們還能通過其他途徑加以約束，以免示威府動超出可以容忍的範圍擾亂治安。

　　如果韓國能把民主進程的速度放慢一些，在那期間制定所需的法律來調控示威和抗議，或許人民在示威抗議時，就不會那麼肆無忌憚，像憤怒的工人同學生跟警察對峙那樣。領袖和人民之間的社會契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獲得更新。他們有必要重建人民的信心，讓人民知道不論是成功和較不成功的人、較優秀和受較低教育者，以及管理層人員和工人，都將獲得平等的對待。為爭取快速增長，各任總統遵循的政策對工業家、經理和工程師非常有利，工人卻沒得到什麼好處。隨著國內生產總值上升，貧富懸殊也跟著擴大。不過，我相信一旦制定了新的社會契約，韓國人將再次朝氣蓬勃地穩步前進。他們充滿活力，勤奮和能幹。自強不息的文化，驅使他們努力爭取成就。

　　幾次嘗試不果之後，朝鮮和韓國領導人終於在2000年6月13日在平壤舉行峰會。韓國人在觀看電視現場轉播時，大為驚訝。被形容為惡棍的朝鮮領袖金正日，顯得熱情、幽默和友善。韓國人都為此而興高采烈。即使是疑心最重的人，對他也留下深刻的印象。

　　幾天之後，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訪問北京和漢城。在漢城，她表明美軍將留駐韓國。但是，如果關係繼續解凍，她必定估計得到朝鮮將會施壓，要求美軍撤走，而韓國人也會鼓動和支持。如果朝鮮停止發展導彈，美國也就沒有必要發展國家導彈防禦系統了。

　　就在峰會當天下午，我在北京會見了江澤民主席。他當時興致很高，愉快地向我描述了他在電視上見到兩位領袖握手的畫面。江澤民有理由感到滿意，因為金正日在峰會之前兩星期，曾罕有地訪問北京，同他討論了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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