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21)_李光耀

一二一

　　從1993年至1997年，克林頓對中國的政策出現劇變。這是1996年3月臺灣海峽危機引發的後果。中國當時在臺灣海峽舉行導彈演習，美國隨即派遣兩艘航空母艦到臺灣東部水域作為回應。兩岸的對峙局面迫使中美重新檢討雙方的立場，兩國關係在雙方的高層防務官員經過幾輪深人密談後，才穩定下來。江澤民主席1997年10月到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取得了成果。

　　克林頓總統1998年6月到北京回訪，對江主席同意回應華盛頓的做法，允許記者會現場轉播，大感意外。在結束對華訪問後途經香港時，克林頓形容江澤民主席「是個才智非凡、活力充沛的人。他所具備的，是對歷史的這一刻極其重要的素質：他有豐富的想像力，又深具遠見，能勾畫出一個與現在完全不同的未來」。

　　可是不過短短幾個月內，中美關係又再急轉直下。負責調查核導彈秘密失竊事件的美國參議院特別委員會發表了考克斯報告書，指中國進行諜報活動。考克斯報告書內容洩漏，在美國國會掀起強烈的反華情緒，致使克林頓無法在1999年4月中國總理朱鎔基到華盛頓訪問時，抓緊時機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達成協議。不到兩個星期後，美國在5月間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犯下了悲劇性的錯誤。中美關係跌人穀底。一邊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另一邊是可能成為世界第二大強的國家，雙方的關係發展猶如過山車般險象環生，叫亞洲所有國家忐忑不安。

　　中美關係在1999年11月兩國達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議時有了轉機。中國人世將使它在世貿的條例框架下同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繫大為加強。這將形成互惠互利的關係。

　　美國政府偶爾也會很難纏，克林頓總統的第一個任期（1993年到1996年）就是一個例子。邁克菲事件發生後，新加坡突然成了一個不受歡迎的地方，因為我們沒有跟隨美國開出的自由秘方去建立一個民主發達的國家。但是，1997年7月金融危機爆發後，新美關係再度升溫。美國發現我們是個有用的對話者。新加坡是本區域推一能夠承受大量資金流出的國家。新加坡的法治和健全的銀行條例，加上嚴格的監管，是它經得起大量資金流出本區域的衝擊的原因。1997年11月在溫哥華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論壇會議上，克林頓總統接受了吳作棟總理的建議，答應為受影響的國家和七大工業國召開一個特別會議，討論經濟危機，協助受影響的國家重新整頓銀行體系，恢復投資者的信心。1998年4月，會議終於在華盛財行，有22國的財政部長出席了會議。

　　隨著印尼局勢惡化，美國財政部和國務院的主要官員同我們的官員進行了密切的協商，設法制止印尼盾崩潰。克林頓總統在M年1月派遣副財長薩默斯前往會見蘇哈托總統之前，曾給吳總理打過電話。

　　3月，克林頓委派前副總統蒙代爾為他的特使，向蘇哈托解釋局勢的嚴重性。這些努力都失敗了，因為蘇哈托不曾明白在他開放印尼的資本賬戶，允許印尼公司向外國銀行借貸大約800億美元的款項之後，印尼變得有多脆弱。

　　不受約束的經濟體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機深重之際，新加坡反而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放寬管制。我們這麼做純粹因為自己確信這是正確的做法，而這麼做卻恰好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美國財政部提出的發展自由金融市場的因應之道不謀而合。美國人讚揚我們是個不受約束的自由經濟體。

　　話雖如此，新美關係仍然會有起落，我們不可能總是遵循美國的那套方程式來發展行事。新加坡是個人口稠密的彈丸小島，它處在一個動盪不安的區域內，我們不可能以治理美國的那套方法來治理島國。說到底，新美有再多的分歧吧，美國留在亞洲，仍對保障本區域的安全穩定和推動經濟增長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相形之下，新美之間的微小分歧其實是不足掛齒的。美國開放了國內市場，使我們能夠把商品出口到美國，加速了經濟增長。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勝利了，我們全都會淪為東洋奴隸。若是當年美國不插手第二次世界大戰，繼續由英國坐鎮亞洲，新加坡和這個區域的工業化發展恐怕無法如此順利地展開。英國向來不願意讓各個殖民地實行工業化。

　　美國人慷慨豁達的精神源自樂觀進取的天性，他們總是樂善好施。可惜這種精神到了80年代末期逐漸淡化。美國面臨日益龐大的貿易和預算赤字，為了扭轉貿易和預算逆差，因而要求日本和其他新興工業經濟體開放市場，調高幣值，進口更多美國貨，並且支付知識產權費。

　　自蘇聯解體之後，美國人變得固執狂熱，崇信教條。他們一味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輸出民主和人權，就偏偏避開有損自己利益的地方，例如石油資源豐富的阿拉伯半島。不過，就算歧見再多，摩擦再大，東亞國家還是寧可讓美國繼續留在本區域，為維持區域勢力的均衡扮演主要的角色。

　　我在60年代對於同美國人直接接觸有所保留，原因是他們財大氣粗，總以為有錢就能解決一切的問題。美國官員大多輕率莽撞又經驗不足，我卻漸漸發現跟他們合作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難搞。我無須通譯也能理解他們的觀點，他們同樣能明白我的心意。當年要是我只以華語或馬來語發表演說，美國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邦迪就不可能閱讀這些演說的內容，也就不可能安排我在1967年10月同約翰遜總統會面。值得慶倖的是，我同多數美國總統和他們的主要助手，特別是國務卿，都能融洽相處，好幾位甚至在卸任之後還維繫著彼此之間的交情。我們為共同的目標彼此合作，學習相互信任，成了好朋友。

　　然而美國的政治過程往往讓它的朋友深感不安。短短25年內兩度發生總統遭彈劾事件，先是1974年的尼克松，然後是1999年的克林頓。所幸這兩次的彈劾都不曾對整個國家造成太大的衝擊。同樣令人擔憂的，是華盛頓政策隨主要人事變動而朝今夕改的現象。決策方向捉摸不定，國際關係也因此變幻難測。華盛頓一些友善的外交官總會說，新面孔能引進新觀念新點子，能充任「沖滌機制」，避免統治精英死守政權、食古不化。我卻認為也惟有像美國這麼一個富有又安如磐石的大國，才經得起這種制度的多番折騰。

　　美國的政治過程儘管多麼開放透明，地球那一端如果發生附麼危機，誰也說不上美國會有什麼反應。換做我是波斯尼亞人或者科索沃人，也一定不相信美國人當真會插手巴爾幹的戰事。他們卻真的干預了，不在於維護美國的基本國家利益，而是為了捍衛人權，為了終止一個主權政府對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違反人權的罪行。只是這種政策能維持多久呢？它能放諸四海而指准嗎？在非洲的盧旺達，這一套根本行不通。美國朋友一再提醒我，他們的外交政策考慮的其實並不是戰略性的國家利益，而是美國媒體所關注的焦點。縱有再多的失誤缺陷，美國還是成功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

　　美國的工業表現在七八十年代不如日本和德國，卻在90年代以叫人意外的活力回彈。美國公司在電腦和資訊科技方面領導世界潮流。它們充分利用數碼革命把公司、企業打碎了再重組，把生產力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同時成功抑制通脹率，增加利潤，在競爭力方面領先歐洲和日本。人才平臺是他們的強處，大專院校、智囊團、科研中心和跨國公司，都是培育人才的溫床，而且有能力吸引中國、印度以及世界各地出類拔萃的才俊，在矽谷等新興高增值領域服務。沒有一個歐洲或亞洲國家，能像美國這樣不費吹灰之力就吸引和網羅了大批的海外人才。美國就像擁有磁鐵似的，把全球各個角落的頂尖人才全吸引到美洲大陸去。這是美國的一個重要優勢。

　　歐洲人花了好些時間才肯承認美國自由市場經濟的優越性，特別是美國那套重視權益資本回報率的企業文化的價值。美國的執行人員堅持不懈地加強生產力和競爭力，為的是提高股陳的投資價值。這種論功行賞制度的代價，就是導致美國社會的分裂現象比歐洲和日本社會嚴重得多。歐日社會沒有相當於美國社會的低下層階級。歐洲企業文化重視的是社會團結與和諧，德國公司甚至委派工會代表進入管理局，這樣做的代價卻是資本回報率和股東投資價值偏低。日本人實行的是終身雇傭的制度，非常強調雇主和雇員彼此的忠誠。這樣做的缺點是冗員過多，失去了競爭優勢。

　　到了90年代，許多歐洲公司開始在紐約股市掛牌，這麼一來，他們就不得不著眼于每一季的回報和股東投資價值。歐洲人接受了美國企業管理的標準，這等於歐洲對美國的表揚。

　　只要世界繼續以經濟為主導，只要美國還能繼續在創新科技領域中保住領先的地位，那麼歐盟也好，日本或中國也罷，相信誰也取代不了美國當今所擁有的超凡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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