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20)_李光耀

一二〇

　　東方人不相信這一套。人要有辨別是非的道德觀。有種東西叫做邪惡，而人之所以邪惡，並不純粹因為他是社會的受害者。我在接受《外交》季刊的訪談時說，美國很多社會問題的產生，都是因為道德基礎被削弱，個人責任越來越不受重視的結果。美國有些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理論是，他們的社會已經發展到了一個較為先進的階段，只要讓每一個人隨心所欲，對大家就會更好。這一套說法只能鼓勵美國人更理所當然地背棄社會的道德準繩和倫理基礎。

　　換成冷戰時期，這次訪談只會被當成一篇知識性的討論一筆帶過。如今，我的見解反而凸顯了美國人和亞洲人對犯罪與刑罰，對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在觀點上的巨大分歧。

　　一些美國人認為我是在中國實行開放政策、經濟開始起飛之後，才形成這些看法的。其實，早在50年代初期，當我發現新加坡的受華文教育者與受英文教育者之間存在著文化上的鴻溝時，就已經得出這樣的結論。尊崇華族價值觀的民族，比較守紀講禮，也更能敬老尊賢，社會自然就更有秩序。這些價值觀一旦為學校實行的英文教育所淡化，結果是學生的活力、紀律都散漫得多，行為也比較隨便。更糟的是，受英文教育者因為所講的不是自己地道的語言，一般都缺乏自信。共產黨領導的華校中學生同我領導的政府之間的激烈對抗，確確實實反映了在兩個極不相同的價值體系裡，文化和理念上的實質分歧。

　　美國的自由派學者開始批評我們控制在新加坡發行的西方報章。我們並沒有遵照他們那套發展和進步的模式。他們總以為一個國家在發展自由市場經濟而繁榮興盛之際，理所當然地應該更像美國，民主而自由，對新聞不加限制。就因為我們不願遵照他們定下的準則行事，所以他們不接受這個新加坡人民年復一年投票選出的政府也會是個好政府。

　　但是沒有一位美國評論員找得出新加坡政府貪污、任人唯親或道德敗壞的任何岔子。1990年以來，像香港政治與經濟風險諮詢機構等多個商業風險機構，好幾年都把新加坡列為全亞洲貪污情況最微的國家。根據柏林國際透明度機構的報告，新加坡的清廉程度排名世界第七，在英國、德國和美國之前。無論過去或者現在，新加坡同他們口中冠以「專制政權」的「香蕉共和國」根本是兩回事。美國媒體為了表示不能苟同，一味地形容新加坡是「經過消毒的整潔」，新加坡辦事效率高，卻被說成「毫無靈魂地講求效率」。

　　1995年8月，哈佛的政治學教授亨廷頓在臺北發表演講，把新加坡的模式同臺灣的民主模式做了對比。他引述《紐約時報》的標題，總結出兩種模式的差別：新加坡「乾淨而小氣」，臺灣「污穢而自由」。他的結論是：「李登輝向臺灣引介的自由和創意，在他百年之後還會繼續留存；李光耀帶給新加坡的誠實和效率，則很可能伴隨他入土為安。在一些情況下，專制體制短期內能有所作為，但是經驗顯示，惟有民主體制才能造就長久的好政府。」

　　美國人和歐洲人通過赫爾辛基協定要求實行人權與民主，成功地促使蘇聯解體後，理所當然地可以為勝利而耀武揚威。但是要想對中國也如法炮製，卻是非常不切實際的做法。中國人並不認為西方的文化準則是優越而值得模仿的。

　　1992年3月的一個晚上，前德國總理施密特在新加坡的一個晚宴上問我，中國是否會民主化，像西方國家一樣尊重人權。坐在施密特旁邊的芝聽到了要12億中國人（其中有30％目不識丁）投票選舉國家主席的想法，忍俊不禁。施密特注意到，她這個不假思索的反應，顯示了這種想法的荒誕性。我回答說，中國4000多年的歷史，是不同朝代的帝王更迭，間中歷經無政府狀態、外強侵佔時期以及軍閥和獨裁者統治的歷史。中國人可從來沒有體驗過一個以計算人頭而非以砍斷人頭治國的政府。要蛻變發展成為代議制政府，總也該有個漸進的過程。幾乎所有第三世界國家都是前殖民地，歷經數十年沒有選舉沒有民主的殖民統治後，才接受前統治者現成的一套民主憲法。但是英國、法國、比利時、葡萄牙、荷蘭和美國的民主體制，卻花了整整N年才告形成。

　　歷史告訴我們，自由民主需要經濟發展、學識文明、不斷擴大的中產階級和足以保障言論自由與人權的政治體制。它需要一個以共同價值觀為基礎的公民社會，讓觀點不同甚至相互衝突的人民，願意彼此合作共存。在一個公民社會裡，公民在家庭和國家之間，還可能附屬於一系列機構組織，例如為促進某種共恫利益的志願團體、宗教組織、工會、專業組織，以及各類自助團體。我相信一個民族惟有培養起包容和忍讓的文化，民主才行得通。

　　在這樣的環境裡，少數人能夠接受由多數人做主，直到下屆大選為止，同時耐心地和平地等待機會，以說服更多選民支持他們的主張，使他們能夠組織政府。把民主制度強加給那些傳統上你爭我鬥，至死方休的國家是行不通的。韓國就是一個例子。不論當家做主的是個軍人獨裁者或者是民選總統，韓國人都要上街鬥爭到底。臺灣則是會場裡頻頻上演鐵公雞，街頭也一再發生毆鬥事件。這種種現象，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上的差異。每一個民族終究會形成各自具有不同代表性，符合本身習俗與文化的政府。

　　1994年，就在蘇聯解體不久，美國人躊躇滿志之際，美國企圖讓海地在一夜之間民主化，重新扶植已被拉下臺的民選總統。5年後，美國人悄然退出海地，私下承認失敗。美國作家沙可基司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質問道：「究竟是哪兒出了差錯？暫且不論海地領導層有多大的過失，華盛頓的決策人應該知道強行民主化會有多大的風險。海地民主不足月早產，它不可能在沒有真正多黨制度的情況下繼續生存。多黨制度不可能在沒有穩固0的中產階級的社會裡建立起來。中產階級要形成，不能少了充滿活力的經濟體。充滿活力的經濟體要存在，不能少了強大賢明、有能力率領國家走出穀底的可靠領導人。」

　　美國政府不曾公開承認失敗並表明失敗的原因，因此，同樣的錯誤仍會繼續上演。我曾經於1992年3月在同一個交流會上向施密特強調，人權問題完全是另一回事。科技把世界上的不同民族帶進世界村，大家都在電視上見證了同一暴行的上演。因為全世界的人民和政府都期望得到他國的尊重和崇敬，各國就非得逐漸改變有損形象和名聲的行為不可。施密特過後再到中國時，我發現他竭力要求的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人權標準，而不是民主。後來，他在德國報刊《時代週刊》撰文說，中國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但是西方可以在人權問題上施壓，要求中國在這方面達到更能為世界所接受的標準。

　　美國、西方，甚至日本之所以對亞洲的民主與人權這麼感興趣，焦點並不在臺灣地區、韓國、香港或新加坡，他們關注的是中國將會出現什麼樣的局面。美國要這些東亞之「虎」成為中國的榜樣，讓中國看看這些自由社會正因為擁有民主的政治體制，所以能有蓬勃的經濟發展。其實不然。中國將走出自己的發展方向，有選擇性地採納它認為有價值，能符合中國發展前景的政府治國方式。中國人民對「亂」有一種刻骨銘心揮之不去的恐慌。正因為中國龐大，領導人益發得分外謹慎，在引進或採用任何模式或原理之前，都必須小心翼翼地測試、調整、修正，肯定沒有問題之後，才把它融人本國的體制。

　　香港主權由英國歸還給中國的問題，成了中美之間在人權和民主課題上爭論的焦點。美國可以通過香港在經濟上制衡中國，香港同中國分治的情況一旦無法令美國滿意，它就會切斷香港的個別出口限額和其他優惠。香港的600萬人口並不能左右美國或世界的命運，但是中國12億人民的命運（到2030年還可能增加到15億）將對世界的勢力均衡起決定性的作用。美國同中國牽扯上香港的「民主」問題，著眼點不在於香港的前程，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影響中國未來的發展。同樣，美國自由派分子批評新加坡，也並不因為他們關心300萬新加坡人口的民主與人權，而是因為他們認為，我們給中國樹立了錯誤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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