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19)_李光耀

一一九

　　※29、冷戰後的分歧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冷戰結束初露端倪。然而這個地緣政治變動的影響，卻要到1993年克林頓當選總統後才真正凸顯出來。隨著反越戰的一代人人主白宮，人權、民主，這些過去被認為次要的問題，一下子都變成頭等重要的了……美國怎麼對俄國。我們都沒有意見……但是對美國以充滿敵意的言辭針對中國的做法，我們不以為然。

　　新加坡和美國的關係可以明確分為兩個階段：冷戰時期和冷戰結束以後。蘇聯對美國和世界還是個威脅的時候，我們同民主黨或者共和黨政府，都維持良好的關係。從60年代約翰遜總統在任到90年代布什總統掌權都如此。新美彼此的戰略利益完全一致。美國反對蘇聯，也反對中國；我們也是。對美軍繼續留駐東亞，我們也給予大力的支持。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冷戰結束初露端倪。然而這個地緣政治變動的影響，卻要到1993年克林頓當選總統後才真正凸顯出來。隨著反越戰的一代人人主白宮，人權、民主，這些過去被認為次要的問題，一下子都變成頭等重要的了。美國政府支持葉利欽總統領導下宣稱要實行民主改革的俄羅斯聯邦。他們把俄羅斯當做盟友，視中國為潛在的敵人。美國怎麼對俄國，我們都沒有意見，哪怕對俄羅斯的民主前景存有再多的疑慮。但是對美國以充滿敵意的言辭針對中國的做法，我們不以為然。我們擔心在言論和行動上仇視中國，只怕真會迫使中國變成仇敵。我們不希望出現這種局面。說到底，東南亞沒有一個國家會冒這種風險，同中國反目成仇。這個時候，正是美國希望在東南亞縮減軍力的時候，新加坡對美國的重要性，也就大不如前了。

　　很多美國人自以為蘇聯共產主義垮臺後，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必也再難以支撐下去。讓它儘早了結，是美國當仁不讓的道德義務。要達到這個目標，有兩種處理方式：一是布什總統主張的，通過建設性的接觸，逐步改變中國；另一是國會所支持的，實行制裁措施，通過政治和經濟上的雙重壓力，迫使中國進行人權和政治改革。

　　布什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對中國採取了一些制裁行動，但是不久之後就面對壓力，該不該讓中國向美國出口貨品，享有最惠國地位，引起了國會的爭論。國會通過決議中國不改善在人權問題上的表現，美國就不給予中國最惠國地位。布什當時也在場的美國大使霍爾德裡奇，20年後在回憶錄中寫道：「李光耀，我曾經在多個場合聽他把自己形容為『最後一位維多利亞人』，他肯定是一名儒家思想的忠實信徒，多年來連同支持者致力於向新加坡的年輕一代灌輸儒家價值觀。相反，德裡安是美國南方民權運動的宿將，她的理想是為體現美國憲法固有的『人類權利』而進行鬥爭，民權運動示威者就經常同地方政府發生衝突。她全盤否定李的觀點，不同意社會福扯必須置於個人權利之上，認為新加坡的政治犯，只要誓言放棄暴力鬥爭就應獲釋。這兩個人在兩小時的會面中，大半時間都各執己見，雙方的想法簡直南轅北轍。」

　　但是這種意見相左的情況當時並沒有公開，我們兩國的戰略利益關係比什麼都重要。

　　再舉一個例子。1988年6月，我們要求美國調走派駐新加坡大使館的一名外交官，理由是他干預新加坡的內政。這名官員唆使前副總檢察長招攬那些心有不滿的律師，一起在來屆大選中挑戰人民行動黨。這名外交官還安排這位律師到華盛頓的國務院同他的上司見面，並向律師保證在必要的時候將給予政治庇護。國務院否認所有指責，並且要求調走剛赴美就任的一名新加坡外交官，以示報復。國會就這件事情進行辯論時，我建議把這個問題交給一個中立而稱職的國際委員會去解決。委員會可以由3位專家組成，如果它發現美國外交官所進行的是合法的外交活動，那麼新加坡政府將收回抗議並道歉。國務院發言人歡迎我重申新加坡希望結束這場糾紛的講話，但是對我所提的建議保持緘默。這件事情就這麼不了了之。

　　到了90年代，美國人把人權和民主，以及西方同東方的價值觀，列為議事日程中的首要課題。美國硬是要日本把它所提供的援助計劃，同受益國的民主與人權記錄掛鉤。《朝日新聞》這份自由、反戰、主張民主的日本報章，邀請我於1991年5月出席在東京舉行的一個論壇，同主導輿論的美日重要人物討論人權和民主課題。我說，英法兩國分別讓40多個前英國殖民地和25個前法國殖民地相繼獨立，並為這些國家制定西方式憲法，迄今已有50年了。不幸的是，它的結果在亞洲乃至非洲都很糟糕。就連美國，也無法成功地讓菲律賓這個殖民地，在1945年回復自由50年後的今天，成功推行民主制度。我認為，任何社會要成功推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它的人民必須先得在教育和經濟上達到高水平的發展，有人數可觀的中產階級，生活不再只是為了基本求存而鬥爭。

　　第二年，《朝日新聞》再度邀請我去討論民主、人權，以及如何影響經濟發展的問題。我說明千百年來，不同社會以迥異的方式各自發展，理念和準則自也迥然不同。因此，堅持要把美國或者歐洲在20世紀末的人權標準強加於全世界，是不可能的。不過，有了向全世界廣播的衛星電視，任何政府想要隱瞞殘酷對待人民的事實，將越來越困難。漸漸地，同時也無可避免地，國際社會必定會在不干預他國內政和堅持所有政府必須更加文明、人道地對待本國人民的道德原則之間，取得平衡。

　　隨著社會越來越開放，不同社會終究會彙集形成一套人人接受的共同的世界準則，慘無人道、殘酷野蠻的手段也將受到譴責。（正如在科索沃戰爭中，國際社會不可能在未獲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認可之下，對干預行動達成一致的共識。其中，代表全球人口40％的俄羅斯、中國和印度，就對北約1999年的轟炸行動提出強烈的譴責。）我接受美國《外交》季刊這份備受尊重的期刊的訪問，訪談內容在1994年2月間發表，對「亞洲」同「西方」的價值觀的辯論深感興趣的美國人，為此起了一陣騷動。在答問中，我避免使用「亞洲」價值觀這個詞兒，畢竟對「亞洲」價值觀的解釋不一而足。我談的是「儒家倫理」，中國、韓國、日本、越南，凡是使用漢字系統，儒學經典流傳的國家，都深受儒學價值觀的影響。而散居怖南亞的近2000萬名華裔，所推崇的也是同南亞、東南亞所奉行的伊斯蘭教、佛教和印度教不同的儒家思想。

　　我說，沒有所謂的亞洲模式，但是東亞儒家社會同西方自由放任的社會，有著根本的差異。儒家社會相信個人脫離不了家庭、大家庭、朋友以至整個社會，而政府不可能也不應該取代家庭所扮演的角色。西方社會則大多相信政府無所不能，在家庭結構崩潰時足以履行家庭固有的義務，未婚媽媽的現象就是一例。東亞人不行這一套。新加坡仰賴家庭的凝聚力、影響力來維持社會秩序，傳承節儉、刻苦、孝順、敬老、尊賢、求知等美德。這些因素造就了有生產力的人民，推動了經濟增長。

　　我強調自由只能存在於一個秩序井然的國家，一個鬥爭不斷、處於無政府狀態的混局，自由不可能存在。在東方社會裡，最重要的目標是建設一個井然有序的社會，讓每一個人都能享有最大的自由。當代美國社會的一些東西，是完全不能為亞洲人所接受的，槍械、毒品氾濫，暴力犯罪活動，人們居無定所，粗野的社會行為，處處反映了公民社會的崩潰。美國不應該不分青紅皂白地把它的制度強加於別的社會，這一套在這些社會根本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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