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12)_李光耀

一一二

　　我住進哈佛大學的埃利奧特宿舍，同大約200名學生和10名研究員同住。我上了有關美國文化的專門研究課程。諾伊斯塔特安排我在各個領域裡同美國學者廣泛接觸，這些領域主要是美國政府與政治、發展經濟學、激發積極性和提高生產力。課程排得滿滿的，早上跟一組人進行討論，工作午餐跟另一組人在一起，下午有專家討論會，晚上跟著名學者相聚，共進晚餐。

　　我受邀觀看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對壘的常年美式足球比賽，體會了美國青年進發蓬勃的年輕朝氣，當然也包括揮舞著彩球的啦啦隊。節目安排的效率使我留下了好印象。當局派了個研究生來協助我，替我找資料，也幫我安排不在原定計劃中我所要求的其他約會。只是特工部為了24小時保護我的安全，把行動中心設在高級人員的公共休息室裡，給埃利奧特宿舍的日常生活帶來了很大的干擾。我跟學生、研究員和合監海默特在公共食堂一起用餐，師生之間無拘無束，這種現象令人矚目。學生都絕頂聰明，一名教師就坦言，有時候跟某些學生爭論問題，還真讓人傷透腦筋。

　　馬薩諸塞州劍橋市哈佛大學的教師，跟英國劍橋大學不一樣。40年代到60年代的英國教學人員樂於把自己關在象牙塔裡，遠離倫敦和威斯敏斯特的喧囂。反之，美國教授喜歡跟政府建立關係，抬高自己的身分和地位。在肯尼迪政府任內，教授們總愛在波士頓、紐約、華盛頓之間來回穿梭。他們的興趣和教學活動是以當今的世界，以眼前和未來作為對象的。那個時代的英國學者擅長的是孜孜不倦地研究過去，他們不研究眼前，也不研究假設性的未來。他們跟工商業相互之間沒有直接交往，而哈佛大學商學院卻恰恰為學術人員提供了這樣的機會。美國人跟英國人不一樣，他們不為了認真地研究過去而作繭自縛。調查現狀、預測未來，是美國學術研究的強處。美國智囊團把對未來的研究稱為「未來學」，它發展成一門受人尊敬的學科。

　　我最大的收益不是增長了知識，而是接觸了學者，跟他們建立友誼。這些學者不光對當代事務見識廣博，他們跟美國政府和商界的神經中樞也有密切的來往。我這個亞洲政界人物在執政十年後，以45歲的年齡抽空到學術界來充電求知，在哈佛大學成了人們好奇注意的對象。他們毫不猶豫地安排晚宴，讓我有機會跟一些很有意思的人物見面和交流，像經濟學家加爾佈雷思，日本問題專家、前駐日大使賴紹華和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我也跟麻省理工學院的政治學教學人員會面，包括中國問題專家盧西恩·派伊，他曾經在50年代研究過馬來亞的遊擊隊共產主義。還有麻省理工學院的薩纓爾森，他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以所編寫的經濟教科書聞名。他給我上了一課，專談為什麼美國仍然維持紡織業等低增值工業。同哈佛商學院的弗農之間的討論算是最有意義的了。他對香港和臺灣當代經濟體的運作方式提出了許多實際精闢的見解，讓我以後每隔幾年總要到哈佛走一趟，向他學習更多的東西。

　　我在哈佛接觸了不少新觀念，聽取其他一些絕頂聰明，但是看法未必總是正確的人物的見解。他們過於講求在政治上不要有失誤。哈佛大學堅決維護自由的風氣，對於不同種族、文化和宗教之間是否有著遺傳性的內在差別，學者們都不願意表態或加以承認。他們相信人類都是平等的，社會只需要有正確的經濟政策和政府體制就能成功。他們太聰明了，叫我很難相信這些他們必須義不容辭地去宣揚的觀點，也全是他們發自內心的真誠想法。

　　我在餐桌上碰到的哈佛教員，個個思想敏銳，講話風趣，即使意見不合也能激發我的思考。加爾佈雷思是最牙塵嘴利的一個。在一次晚宴上，我遇見了基辛格。巧的是。當晚許多自由派美國人都大力抨擊越戰，我卻抱著相反的看法。我說，東南亞的前途要維持非共，美國的立場至為重要。基辛格也為美國的干預行間辯護。他措辭謹慎，身處於鴿派人士當中，他小心翼翼，以免顯得自己是鷹派分子。他慢條斯理地以那濃重的德國腔英語講話。給我的印象是，他不是個會隨波逐流、人云亦云的人。

　　不久後，尼克松政府宣佈基辛格將出任國家安全顧問，當時他已經離開哈佛。那年12月飛回新加坡之前，我在紐約同他會面，鼓勵他把對越南的政策貫徹始終。我希望拜會約翰遜總統。邦迪對我不是急著要見當選總統。而是要求會見前任總統感到意外。我說，尼克松需要時間部署班底，擬定議程，我可以在他安排好工作之後再去見他。我見到的約翰遜淒涼而消沉。他說，他已經孤注一擲地把一切全投進了越南。他的兩個女婿都在武裝部隊裡服務，雙雙被派往越南打仗，他的付出比誰都多。我離開時，留下他獨自黯然神傷。

　　§毛澤東只有一生的時間

　　我下一次訪問美國是在1969年，5月12日我拜會尼克松總統。1967年4月他曾經在新加坡同我見過面。他當時正在東南亞進行巡迴訪問，為翌年舉行的總統選舉做好準備。他是個一絲不苟的思想家，對亞洲和世界事務非常在行，凡事都希望從宏觀的角度來觀察。我在辦公室裡回答他的提問，前後超過一個小時。當時正逢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巔峰期，他問我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說，新加坡惟一直接的消息來源，是從獲准到中國東南沿海的廣東和福建兩省探親的老一輩華人那裡得到的。

　　據我們瞭解，毛澤東要改造中國。毛澤東要擦去舊中國，描繪一幅新中國。然而毛澤東卻試圖在瓷磚上鑲嵌著的舊中國畫面上畫畫，雨水一來，毛所描繪的畫面就會被沖走，鑲嵌在瓷磚上的舊畫面又會重新浮現。毛澤東只有一生一世的時間。（好幾年後，尼克松不再擔任總統時，在自己的一部著作中引述了我說過的這番話。他也引述了我說過的有關日本人的話，認為他們有衝勁、有能力，並不是只會製造和出售半導體收音機而已。這時候，我才曉得他跟我一樣，在進行了嚴肅的討論之後，有做筆記的習慣。）

　　尼克松問起關於中美兩國不和的問題。我告訴他，兩國之間並沒有什麼與生俱來的或者根深蒂固的糾紛。中國最理所當然的敵人是蘇聯，兩國有著一道長4000英里的共同邊界，邊境形勢只是到近百年來才變得對中國不利，雙方有大筆舊賬要算。美中兩國的邊界線是人為的，就劃在臺灣海峽的海域上，這是暫時性的，會隨著時間消失。

　　1969年我在華盛頓遇見尼克松的時候，他再向我提出有關中國的問題。我的基本分析是一樣的。我當時不知道他已經集中精神，準備在中國問題上取得突破，借此增加同蘇聯對抗的籌碼。

　　我們花最多時間討論越南問題。他說，美國是個強盛富裕的大國，進行遊擊戰的對手越南則是個落後、貧窮，幾乎沒有科技可言的國家。美國在這場戰爭中已經投下了數十億美元，32600名美國人丟了性命，20萬人受傷。這場戰爭，美國人民和國會議員幾乎竭盡所能，要求美國儘快撤離越南的壓力一日比一日高漲。可是，美國撤退對南越人民、政府和軍隊的影響，對越南的東南亞鄰國的影響，對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韓國和泰國等美國盟友的影響，甚至對整個世界的影響，他都非考慮不可。問題是美國的承諾到底可靠不可靠。儘管國會受到國內輿論的壓力，他必須確保問題能以最好的方式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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