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11)_李光耀

一一一

　　約翰遜用了許多華麗的辭藻，把我形容為「愛國者、傑出的政治領袖、新亞洲的政治家」，說「不光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也一樣——凡是人們能努力爭取自由、尊嚴的生活的地方，新加坡都為所能取得的成就立下一個光輝的榜樣」。這種過度的讚揚有別於英國人的作風，還真使我難為情。我在做出回應時，間接支持他在越南的行動，卻也想知道美國人民是否也相信，美軍不在越南堅持下去的話，他們的後代還會不會繼承這個美好的新世界。

　　歡迎儀式過後，約翰遜立即跟我單獨會談。他是個身材魁梧的得克薩斯州人，聲音低沉有磁性。在他身旁讓人覺得渺小。他悶悶不樂，心情煩亂，卻想聽聽我的意見。他正在努力遏制共產主義勢力，阻止他們攻陷南越並在越南以外製造更多麻煩，如今找到這麼一個來自東南亞，國家同越南毗鄰的人，能瞭解、同情，並默默地支持他的這些舉動，他甚感寬慰。

　　約翰遜說話直截了當。戰爭贏得了贏不了？他做得對不對？我告訴他，他做得對，只是在軍事意義上，這場戰爭是贏不了的。不過他可以阻止共產黨人取得勝利，這麼一來，越南就會出現一個受到人民支持的領導層，那就是勝利了，因為這個政府會獲得人民的支持，而且是非共的。我毫不懷疑，如果舉行自由選舉，人民都不會投票支持共產黨人。他聽了很高興，哪怕只是那一刻的興奮。當晚在白宮的晚宴上，我問約翰遜美國還能撐多久。他回答說：「是的，美國有決心、有能力熬過越南的這場鬥爭……沒有什怕言辭能說得更清楚更有信心了。你們那個地區有句話，很貼切地表達了我們的決心。你們的說法是『騎虎』，騎到老虎背上。你們騎過老虎，我們也會這樣做。」

　　晚宴過後，幾位參議員帶我到樓上俯視白宮草坪的門廊。參議院多數党領袖曼斯菲爾德直接問我一個問題：吳庭豔遭暗殺，是好事還是壞事？他來自蒙大拿州，是民主黨參議員，個子高瘦，臉色蒼白。我回答說，這是壞事，因為並沒有更能幹的人來取代他的領導。要吳庭豔改變政策或者統治的方式，應該還有其他辦法，幹掉他只會使局面更加動盪。更糟的是，誰也不曉得今後任何肯站起來為南越而鬥爭的領袖，如果拒絕聽從美國的勸告，還能不能生存下去。他掀起嘴唇說，是的，是壞事。他接著問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問題。我告訴他，根本沒什麼容易解決的辦法，不能像西部片《正午》所描繪那樣，以拔槍決鬥的方式，一了百了地把事情解決。這將是一場艱苦冗長之戰，不是什麼風光的事，就是為了把這場仗打完，阻止共產黨獲勝，讓南越領導層崛起，這就算是勝利了。但是這也意味著美國得在南越長期駐留下去。從他的表情我看得出，要美國人同意這麼做是非常困難的。

　　國務卿臘斯克深思寡言，與其說他是個政治人物，不如說他更像一名學者。我告訴他，希望下屆美國總統能以漂亮的姿態贏得選舉，讓河內相信美國人民有耐心有決心把這場戰爭進行到底。美國如果罷手，形勢將不利於所有非共國家。泰國會改變立場，馬來西亞緊跟著將被放到遊擊隊的絞碎器中，受盡叛變行動的蹂躪折騰。然後，隨著各地相互結盟的共產黨相繼控制了大局，共產黨人便會進一步摧毀新加坡。

　　副總統漢弗萊說話沒什麼保留。他深信除了少數不是鷹派就是鴿派的參議員，70％到80％參議員都支持總統的越南政策。反對的一派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22年來長大的一代人，他們沒嘗過戰爭的滋味，也沒經歷過真正的經濟困境。他們是大學院校裡的反戰分子死硬派。像我這樣既不結盟，又被公認為政治立場獨立的人，應該公開發表意見，制止美國民意繼續受到惡性的影響。除非像我這樣的人能協助約翰遜站穩立場，否則，他擔心約翰遜還未被越南挫敗，就先在美國被擊垮。漢弗萊討人喜歡，政治上很精明，對他的強悍和堅定我卻有所保留。

　　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目光炯炯，精力充沛，態度積極。他認怕美國和新加坡兩國的目標完全一樣，都希望英軍在新加坡留下來。美國人民並不想看到只有美國孤軍作戰。他說，英國購買F111戰鬥機，顯示它跟美國關係異常密切，準備承擔對東南亞的義務。那是1967年10月。一個月後英鎊貶值，英國決定自蘇伊士運河以東撤出。同參眾兩院的外交事務委員會進行討論時，主要課題都是關於越南。我所給的回答並未能消除他們的憂慮。他們希望聽到的是在一年或更短的時間內，可以在下屆總統選舉以前執行的解決方法。我提不出這類答案。訪問哈佛大學時，我同一些大學生交談，也會見了美國總統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政治研究所所長裡查德。諾伊斯塔特教授。我問過邦迪我能不能在美國度短期公休假，以便瞭解美國人和美國的制度。我認為自己非瞭解美國人不可。他們有跟英國人不一樣的強處和弱點。美洲是個遼闊的大陸，美國的決策者並不全部集中在華盛頓或紐約，英國的決策人則集中在倫敦。

　　美國決策人員分散在50多個州，各州的利益不同，要求也不一。邦迪安排我會見諾伊斯塔特。諾伊斯塔特答應為我在政治研究所安排一個課程，時間是在1968年秋季，為期一個學段。這次訪美我每天馬不停蹄，沒完沒了地向媒體發表談話，也怕不同的團體發表談話——紐約的亞洲協會和外交學會、哈佛的大學生、聖路易斯的大學生、芝加哥的外交學會以及洛杉礬的報界和電視臺。甚至到檀香山在太平洋總部總司令家中做客期陽，我也得發表談話。

　　只有到達夏威夷一個大島上的冒納凱阿火山度假村時，我才算真正放鬆身心，成天打高爾夫球，並在晚餐過後觀賞風景。新加坡駐華盛頓、堪培拉和惠靈頓使節團傳來的報告都不錯，但是吳慶瑞和拉賈拉南卻因為我頻頻替約翰遜干預越南的行動辯護，顯得太積極太親美而焦慮不安，深恐這可能導致華族基層群眾同政府疏離。他們勸我退一步，採取比較中立的立場。我回國後同兩人對此交換了意見，措辭稍微改變，採取比較批判的態度，儘管仍然明確支持美國在越南的立場。我深信抨擊美國的越南政策會傷害約翰遜總統，損害他在美國的地位。不符合新加坡利益的事情，我不幹。

　　訪美十天，使我留下了一些強烈的印象。正如我告訴內閣同僚所說的，新加坡跟美國的關係還很表面，不比我們同英國之間的交往。美國人總愛從國家的人口和幅員考慮問題。就東南亞來說，跟印尼人比較，馬來西亞人和新加坡人根本微不足道。美國泄了氣回國之後，事態的發展出人意料，而且有決定性的意義。英國讓英鎊貶值，1968年1月宣佈提前於1971年撤軍。

　　兩個星期後，北越發動春節攻勢，在包括西貢在內的100多個城鎮發難。電視對這次攻勢的報道，動搖了美國民眾的信心。事實上，越南的攻勢是失敗的。但是美國媒體當時說服了美國人，讓他們相信，這是美國人的一場慘重的災難，美國輸了這場戰爭。兩個月後，約翰遜在3月31日宣佈：「我不會爭取也不會接受黨提名我為總統候選人。」從那時候起，美國泄了氣，硬著頭皮撐著，只為等待新任總統爭取以不至於太不光彩的方式撤出越南。

　　1968年10到12月，我按原定計劃，到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度短期公休假，交由吳慶瑞主持大局。我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逗留了幾個星期。在那裡的教員俱樂部做客時，我在電視上看美國總統選舉的競選活動。尼克松勝了之後，我從溫哥華飛到握太華會見特魯多，幾個月前他剛出任加拿大總理。隨後我以政治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的身分前往波士頓和哈佛。政治研究所附屬于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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