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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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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同美國打交道 對美國人,我感受複雜。我欣賞他們凡事「可以為之」的態度,卻同意那個時期英國統治集團的看法,認為美國人聰明卻莽撞,擁有豐富的資源卻不懂得善加利用。解決問題並非光有錢財就行。許多美國領導人總以為不同種族、宗教和語言之間千百年來存在的仇恨、敵對和衝突,有錢有財自然能夠迎刃而解。 1965年8月底,新馬分家創傷未平,我又得突然面對一個個人問題。芝的健康出了問題,需要動手術。她的醫生,婦科專家薛爾斯,推薦了這個領域中一位最優秀的美國專科醫生。我設法要把這位醫生請來,卻說不動他。他要到瑞士辦點事,要求芝到那兒去。我向美國總領事求助,通過他要求美國政府幫忙。他們不置可否,不是幫不上忙,就是不願幫忙。我找英國人,要求薛爾斯推薦的一位最出色的英國專科醫生飛來新加坡,這位醫生立刻答應飛過來,對我在沒法離開新加坡的情況下,不想讓芝獨自到外國求醫表示體諒。這件事加強了我的直覺,總覺得自己很難跟美國政府合作,我對美國人的瞭解遠遠不及對英國人的瞭解來得深。 我感覺憤怒,情緒緊張。幾天後,在電視上接受外國通訊員的訪問時,我猛烈炮轟美國人。對美國政府不願意協助說服國內的專科醫生到新加坡來,為我至親的人提供治療,我表示不滿,並第一次公開披露4年前,美國中央情報局怎麼派遣特務企圖賄賂收買新加坡政治部的一名官員。 事發時是1961年。中央情報局答應給這名官員非常優厚的薪酬,保證萬一他的行動被揭露或者惹上麻煩時,當局會把他和家人弄到美國去,他的前途會得到保障。整套建議是如此吸引人,叫這名官員足足想了3天,才決定必須向上司柯裡頓稟報。柯裡頓馬上向我報告,我下令設下圈套。他們照我的話去做,結果把3名美國人逮捕歸案。事發時3名美國人聚集在柑林路一間公寓內,正準備用測謊器測試該名政治部官員是否誠實,就在這個時候被逮個正著。其中一人是駐新加坡的美國領事館人員,聲稱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權。另外兩人都是中央情報局官員,一人派駐曼,一人派駐吉隆坡。我們搜集到的證據足以判兩人12年徒刑。美國總領事完全不知情,在事後引咎辭職。 在同吳慶瑞、杜進才、拉賈拉南和王邦文討論後,我通過英國專員薛爾克勳爵告訴美國政府,如果美國肯付1億美元給新加坡政府供經濟發展之用,新加坡願意釋放肇事者,也不會把他們的愚蠢行徑公之於世。美方提出付給100萬美元,對象卻不是新加坡政府,而是人民行動黨。這種嚴重的侮辱令人難以置信。美國人太習慣于在越南和其他地方收買和出賣太多的領袖了,以致他們以為這個方法到處都行得通。我們在1961年4月的一個晚上逮捕了這3名美國人之後,不得不釋放享有外交豁免權的那一個;對其餘兩人,我們在緊急法令下發出了為期一年的扣押令。在薛爾克勳爵再三敦促下,我們在一個月後把他們放了,警告他們不得再犯。我們希望這番警告會受到重視,卻怕說了也等於白說。 1965年我把整個事件和盤托出之後,美國國務院立即否認企圖買通間諜的行動,並對我發表的談話表示震驚,認為這是「不幸的,對事情毫無幫助,中了印尼人的詭計」。我回答說。「美國人愚蠢地否認了無可爭辯的事實」,並且公開了事情的始末和洋情,同時發表了一封1961年4月15日由迪安。臘斯克親筆簽名的來函:總理閣下:獲悉貴國政府發現美國政府的某些官員在新加坡從事不正當的活動,我感到非常痛心。我要讓閣下知道,兩國政府之間的友好關係因這次不幸事件而受損,令我萬分遺憾。新政府十分認真地對待這件事,準備檢討這些官員的行為,採取適當的紀律處分。 臘斯克謹啟我在1961年對美國和美國人的態度,在發給柯裡頓的指示裡說得再清楚不過了:「徹查這件事,任何方面都不放過,追根究底不能罷休。但是時刻牢記,我們不是在跟敵人周旋,而是在處理朋友的該死的愚蠢行為。」 除了對不肯幫忙的美國人發洩怒氣之外,1965年8月我憤而揭發有關事件,目的也在於向西方發出信號:如果英國撤出,新加坡也不會有美軍基地,卻會「跟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合作」。我要英國人繼續留在新加坡。我擔心新馬突然分家後,一旦印尼結束對抗,英國會選擇撤軍。 對美國人,我感受複雜。我欣賞他們凡事「可以為之」的態度,卻同意那個時期英國統治集團的看法,認為美國人聰明卻莽撞,擁有豐富的資源卻不懂得善加利用。解決問題並非光有錢財就行。許多美國領導人總以為不同種族、宗教和語言之間千百年來存在的仇恨、敵對和衝突,有錢有財自然能夠迎刃而解。(一些領袖現在還是這麼想的,所以才會想方設法在波斯尼亞和科索沃建立和平、多元種族、多元宗教的社會。) 美國人在亞洲對抗共產主義的方法,始終沒給我留下好印象。允許南越民族主義領袖吳庭豔被暗殺,美國顯得毫無原則可言,先是支持他,當他拒絕俯首聽命時就棄他而去,任由他手下的將領暗殺他。他們的本意是好的,但是過於專橫,而且對歷史缺乏認識。我也擔心他們會因為中國是個共產主義國家,而把所有的華裔都視為共產黨的支持者。 不過,美國卻是世界上惟一具備力量和意志,足以抵禦這股無情的歷史潮流,扭轉趨勢的國家。當時我需要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充作緩衝力量。要是新加坡變得跟西貢或馬尼拉一樣,日子就會很不好過。單靠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英國人,是不可能擋住共產黨向東南亞挺進的攻勢的。是美國人制止了中國和越南共產黨的遊擊行動繼續蔓延到柬埔寨和泰國。要制止共產主義繼續擴張,美國是無可替代的後盾。 美國準備在任何受到威脅的地方,不惜任何代價,同共產黨人對抗到底,這一點倒讓我松了一口氣。正因為美國堅決反共,跟共產黨人勢不兩立,所以尼赫魯、納塞爾和蘇加諾才有條件走不結盟路線。採取不結盟的姿態是很自在的,我也這樣做了,一開始卻並未意識到這其實是美國人付出代價後所提供的回旋的除地。沒有美國,連同英國、歐洲、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一起站在最前線抵擋蘇聯和中國,新加坡還怎麼能任意地抨擊其中一方或左右開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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