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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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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日科夫在同我會談的時候遲到了,頻頻道歉。他在最高蘇維埃耽擱了,蘇聯經濟要過渡到開放市場制度,出現了兩套截然林同的建議,他們正忙著尋求折中的辦法。雷日科夫對他們的制度完全失去信心,也對要如何轉而推行市場經濟制度感到訪惶。雷日科夫說,他的政府懷著極大的興趣觀察新加坡,因為他們現在正準備過渡到市場經濟,深為新加坡所取得的顯著成就所吸引。他們也研究許多國家的經驗,汲取別人在經濟管理方面的積極因素。我心裡想,像蘇聯這麼一個龐大的國家,在瀕臨瓦解的危急時刻,還在談論怎麼向其他國家學習推行市場經濟,真是叫人悲哀。 正因為如何進一步推行市場經濟的激烈討論一個接一個展開,搞得戈爾巴喬夫分身乏術,同我的會晤一挪再挪。蘇聯禮賓官員對此深感抱歉,我卻請我的大使別太擔心。我們正在見證一個帝國的終結。在這方面我占了優勢,因為早在1942年二月日本攻陷新加坡時,我已先看到了大英帝國的衰亡。我終於被帶到了戈爾巴喬夫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他總算擺脫了沒完沒了的會議,同我會晤半小時。我們以小組形式會面,所有禮節全免了。他只跟他的內閣秘書長和一個通譯員一起,而我們這一方只有我和副總理吳作棟以及外長黃根成。 §嚴重的錯誤要解決 這些幾乎是無法解決的問題,下一步該怎麼走,他舉棋不定。我暗想,他在重整經濟以前先實行政治開放是個嚴重的錯誤,鄧小平的做法則正好相反,明智得多。戈爾巴喬夫說,每個國家都是獨特的,任何國家都不應該以軍事力量支配另一個國家。說這話時他看來鎮定、冷靜而誠懇。他說,蘇聯正忙於改革,面對棘手的抉擇問題,究竟要在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之間如何抉擇,做出抉擇之後又該怎麼進行。蘇聯曾在1917年嘗試推行改革,結果卻不如所料。現在他要試著從頭做起。他明白新加坡的改革早在很多年以前就開始了,他也很珍惜兩國雙邊關係的發展。 我說,蘇聯的改革能在那麼和平的情況下進行,簡直是個奇跡。如果能在沒有暴力衝突的情況下和平地度過今後的三五年,他必定能取得巨大的成功。我對他不通過軍事途徑解決問題表示敬意,否則這必將給世界帶來災難。他回答說,任何國家無論處在經濟或文化發展的哪一個階段,都說不上誰是第一等,誰是第二等,因為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獨到之處。 同中國領導人談起戈爾巴喬夫,發現他們對戈爾巴喬夫的看法完全不同。他們認為他是個超級強國的領袖,卻被敵人牽著鼻子走。敵方媒體稱讚他時,他本應提高警惕才是,相反,他卻在這時候接受規勸,通過實行「開放」,導致國家最終瓦解,正中敵人下懷。戈爾巴喬夫被自己的人民所唾棄,在1996年的俄羅斯總統選舉中,只有不到1%的人投他一票。中國人,不管是領袖還是普通老百姓,沒多少個會同情他。在中國領袖和人民眼中,是戈爾巴喬夫一手瓦解了蘇維埃帝國,這正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樂於看到的結局。 蘇聯瓦解對新加坡影響不大,畢竟我們同他們的經濟聯繫並不多。第一次有跡象顯示蘇聯的制度瀕臨崩潰,是他們的捕魚船隊抵達的時間不定,也沒有規律。漁船船長紛紛到其他地方賣魚,有時在公海上,以支付船員的酬勞以及收費比新加坡船塢低廉的修船廠的修船費。莫斯科的中央集權也守不住了。他們的航空公司「蘇聯航空」也陷人類似的困境,沒有足夠的現款償付飛機的燃油費,還得向新加坡的莫斯科銀行乞討小額現金,才付得起燃油費飛回莫斯科。 儘管混亂的局勢不斷惡化,蘇聯航空公司的飛機仍然一趟又一趟地滿載蘇聯旅客,前來選購電器用品,東西一過了莫斯科關卡,就能以高出成本好幾倍的價格賣出去。對這些搞貿易的個體戶來說,新加坡之旅還真是有利可圖的一門生意。漸漸地,來的蘇聯女子比男子還多。坊間流傳的說法是,她們僅需自備機票和從機場到酒店的的士費,自有男顧客在酒店裡等著為她們提供購買電器用品的一切費用,讓她們在短期逗留後帶著回國。我們駐莫斯科的大使是個正人君子,他不同意這種做法,親自到蘇聯內政部去,要求當局別再發出護照給這些婦女。但是這些深具生意頭腦的年輕蘇聯女郎還是源源而來。 回想1970年9月到蘇聯訪問,在黑海的度假別墅同柯西金總理會面的情景,當年的蘇聯領導人意氣風發、咄咄逼人,對未來勝券在握、躊躇滿志。眼看這麼一個控制嚴密的泱泱大國先是顫動,繼而失控,最終瓦解,真叫人瞠目結舌。清朝最後的數十年,中國一定也經歷過同樣的過程,不同的是俄羅斯仍然擁有一個最強大的威懾力量——核子武器,它能輕易嚇阻任何想趁機摧毀它的掠奪者。誰若是以為俄羅斯民族強盛不復,也許都不應該忘了這個民族即使在一個苟延殘喘的中央計劃經濟制度下,仍然造就了一批批的核子和太空科學家、國際象棋大師和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冠軍。俄羅斯民族可不會像蘇聯官僚那樣,甘於就此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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