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06)_李光耀

一〇六

　　※26、看蘇聯怎麼垮臺

　　同中國領導人談起戈爾巴喬夫，發現他們對戈爾巴喬夫的看法完全不同。他們認為他是個超級強國的領袖，卻被敵人牽著鼻子走。敵方媒體稱讚他時，他本應提高警惕才是，相反，他卻在這時候接受規勸，通過實行「開放」，導致國家最終瓦解，正中敵人下懷……

　　1957年10月，當蘇聯的人造地球衛星被送入太空的消息傳開時，我正在靠近英屬北婆羅洲森林的亞庇（現在的哥打基納巴盧）處理一場官司。蘇聯在科技上的優越性叫人驚歎。1964年4月，當蘇聯第一次把人也送上太空時，他們在我腦海中的形象益發膨脹。他們總說歷史站在他們那一邊，這一創舉益發證實了這一點。

　　我對他們到底是怎樣一個民族深感好奇。1962年9月到倫敦參加共和聯邦會議後，我趁機到莫斯科走一趟。他們循例安排我在莫斯科四處遊一圈，其中一晚還到大劇院觀看斯特拉文斯基第一次返回蘇聯，為彼得魯什卡芭蕾舞劇指揮交響樂團的演怕。蘇聯官方把我同街道上、店鋪裡、酒店內的人們隔離開來，除了官方人員之外，我誰也沒遇上。

　　但是莫斯科和官方人員留給我的印象難以磨滅：陰鬱、灰沉。他們的老太太的確跟我在書上讀過的一模一樣一一個肥胖婦女，坐在國營酒店（蘇聯最好的酒店，斯特拉文斯基也住在這裡）我那層樓的電梯門口，無所事事。他們在鋪了深色絲絨桌怖的桌子上，為我提供豐盛的早餐——魚子醬、熏魚、幾片厚厚的火腿和肉、各色麵包、牛油、咖啡、茶、伏特加和上等白蘭地。

　　那晚看完芭蕾舞表演後回到酒店客房，吃剩的食物全還沒清理。而就如有人事先警告過我一樣，浴缸和洗臉盆果然都沒有塞子。我特地為此自備了一個堅硬的橡皮球，洗臉盆卻用不了，還好浴缸用得上。那輛柴卡汽車（一種中型轎車）也糟透了。接待我的是文化部負責東南亞事務的官員，而我所見到的最高級官員是副外長庫茲涅佐夫。莫斯科給我的印象是，氛圍令人心悸，也許這只是我的想像。然而這是個強國，卻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所以我鼓勵長子顯龍學習俄文，理由是，既然他對數學感興趣，學習俄文可以讓他直接閱讀許多蘇聯優秀數學家的著作。我當時深信蘇聯今後將對孩子們的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顯龍用了5年時間學習俄文，先是跟一位在南洋大學教書的原籍捷克的教授學，接著先後跟塔斯社通訊員和在南大學中文的蘇聯青年學。最後在一位英國外交官的教導下，他參加了劍橋普通水準俄文考試，考獲特優成績。

　　新加坡在1968年同蘇聯全面建交，但是雙方甚少接觸。除了蘇聯漁船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所捕的魚，他們並沒有其他什麼是值得新加坡購買的。蘇聯同新加坡的一家公司聯營，把捕到的魚交由我們包裝成罐頭，他們還在我們的船塢修船，趁停留時添置日用品和食物。反之，蘇聯對新加坡深感興趣，原因是新加坡具有戰略地位。1969年1月當我所搭乘的飛機被迫在莫斯科中途停留時，他們清楚地表達了這一點。

　　當時，我和芝搭乘北歐航空公司的班機前往倫敦，途經曼、塔什幹、哥本哈根。機師在飛行途中宣佈因為氣候惡劣，飛機不能在塔什幹降陸，降陸地點必須改在莫斯科。只是飛過塔什幹時，天氣看來還挺晴朗的。在莫斯科機場的停機坪上，蘇聯外交部的官員同即將赴任的蘇聯駐新加坡大使薩夫羅諾夫，正在等候。那是個天寒地凍的夜晚。因為之前未為此做準備，芝在結了冰的停機坪上差點滑倒。我的秘書冷得直打哆嗦，在貴賓室裡喝上等白蘭地取暖。他們這麼大費周折，無非是要我見見他們即將派駐新加坡的首任大使。這卻也是個再簡單不過的方法，好讓我知道他們的國土廣袤，威力無比。

　　薩夫羅諾夫會說華語，曾經在中國工作，他的任務顯然是要密切觀察中國在新加坡可能發揮的影響力。他履任後不久，就帶來了柯西金總理的邀請信，邀請我到蘇聯訪問。

　　1970年9月，我由開羅搭乘蘇聯航空公司的班機，飛抵莫斯科時已經過了午夜，在泛光燈照耀下受到一列身型高大的蘇聯儀仗隊的迎接。儀仗隊的動作像機器人一樣，當我受提示用俄語說「你好」，向他們打招呼時，他們呐喊式地齊聲回答。檢閱禮過後，是個近距離的分列式，整個分列式以威懾的方式耀武揚威。這個安排是為了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我也的確印象深刻。

　　到克里姆林宮，我同身材矮胖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波德戈爾內會談並共進午餐。他談到增進文化和經濟關係的問題。他性格一般，沒什麼特徵，因此在我的腦海裡沒留下什麼印象。第二天，他們安排我們飛到索契。為了會見柯西金總理，車子從賓館出發，沿著黑海海濱行駛了超過兩英里的濱海小山路，把我載到坐落于皮聰大角的一棟度假大別墅。看起來嚴肅卻不至於不友善的總理，就在那裡接待我們。柯西金驕傲地帶領我們參觀他度假別墅的設施，尤其是那個一按電鈕巨型滑門就會自動開關的室內熱水泳池。我花了兩個多小時，在晚餐前同他談話。

　　柯西金對我們在怎樣的情況下脫離馬來西亞很感興趣。他問我「新加坡究竟是否曾認真地盡過最大的努力，同聯邦同生共息」。我向他保證，我們的確曾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在種族課題和政策上，彼此的政治信仰存在著根本的差異。柯西金問我，他假定我們仍未放棄同馬來西亞組成聯邦的想法，這麼說對不對？我指出，兩國無論在地緣上、在家庭淵源上，關係都如此密切，但是1969年5月吉隆坡種族暴亂發生以後，我不再認為重提加入聯邦還有什麼意義。吉隆坡的領導人一直對新加坡心存猜忌。接著，柯西金問我，新加坡的共產主義分子所得到的支持有多大。我說，1961年和和1962年的高峰期大約有33％，現在則大約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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