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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四


  我向施密特建議成立一所德國-新加坡學院,專門開辦先進的製造業和資訊科技課程來協助德國公司在本區域起步。他贊成這個建議,結果這所學院讓德國投資家受益不淺,他們能夠徵聘到訓練有素,水平足以比美德國標準的技師。後來,新加坡也在這所學院為來自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工人開辦訓練課程。

  我在第二年的秋季訪問了波恩和柏林。經過蘇聯戰爭紀念碑,看到他們的警衛員如雕像般地站在那裡,這一幕提醒了我,是他們提供的武器給中南半島帶來那麼多的苦難,也威脅著泰國。沒有這些源源不斷的武器供應,越南軍隊不會出現在柬埔寨臨內,也就不會有柬埔寨難民逃亡到泰國……

  我們聊以自慰的是,他們的制度效率差到極點,根本沒有辦法為百姓提供貨品和服務。森嚴的管制導致人們精神更加頹喪,一切變得更貧乏一作戰的能力除外。時間一久,這種劣勢就會越來越明顯,連他們自己的人民都會發現這一點。如果西方國家不給蘇聯利用軍事優勢滋事的任何機會,到了90年代,他們的制度將承受極其沉重的壓力。

  事實證明確實如此。

  我和施密特下一次見面在波恩,時間是1980年1月,蘇聯入侵富汗之後。我和一群領袖,包括亨利。基辛格、特德。希思和喬治。舒爾茨等人,在不設限的情況下討論這件事,大家一致同意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阻止蘇聯的侵略行動,並支援阿富汗人民。

  施密特在1982年卸任,因為他的政黨社會民主黨不支持他所要推行的金融政策,而他認為這些政策是恢復金融秩序的必要措施。之後,他依然保持活躍,在《時代》週刊撰稿,為國際行動理事會主持會議。這個理事會由一群前世界領袖組成,一年開會一次,大家無黨派之分,以冷眼旁觀的態度討論長遠的世界問題。我在1990年卸任後也加入了他的這個組織。

  施密特的接班人科爾體型魁梧,那個時候大概是全世界最高大的領袖。1990年5月,我到波恩訪問時,聽他暢談當時已快落實的德國統一大業。他說,德國重歸統一勢在必行,要使歐洲團結更須如此。他對應付統一所需的費用和問題有信心,根本不認為會出現「歐洲堡壘」的現象。德國不會容忍保護主義,而且他有信心使德國工業有能力同日本競爭。

  我告訴他我所關注的問題:德國統一將耗費大量資源、精力和人力,到頭來,剩餘可供在亞太地區投資的,恐怕少得可憐。他向我保證不會對東亞失去興趣。他很清楚重歸統一的德國——大約2000萬個東德人和6000萬個西德人的大合併——將引起周圍國家的擔憂。他說,大家都希望統一的德國繼續留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雖然每一個人的動機不一定都是「友善」的,但是這樣的結局有正面意義:「歐洲統一和德國統一是同一枚獎章的兩面。」他對中國也有同樣強烈的見解。他說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有一些「笨蛋」因為天安門事件而主張孤立中國,這種處理方法是錯誤的。他0贊同新加坡同中國保持往來的政策。中國想在歐洲分一杯羹,尤其是德國,那裡有全歐洲最多的中國學生,而這些學生將是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未來引0導人。

  德國不同於法國的是,他們的工業和銀行在70年代初期就活躍於新加坡和本區域,遠比科爾總理個人對這一帶產生興趣來得早。繼荷蘭之後,德國是新加坡最大的歐洲單一投資國,也是我們最大的歐洲貿易夥伴。科爾在1993年2月德國統一兩年半之後,到新加坡訪問。他承認統一東西德的費用比他想像中來得高。儘管如此,還是有40多個頂尖德國工業家陪同他前來。我敦促他千萬不要把東亞市場拱手讓給美國和日本。科爾說,德國基本上是向外看的,他希望同本地區建立更多經濟和文化聯繫。

  他邀請我訪問德國,以便保持聯繫,並希望德新兩國的企業家一起到中國、越南和其他東亞市場投資。我在1994年5月報聘,讓他瞭解最新的事態發展。他也提到俄羅斯,說歐盟對待莫斯科各個領袖沒有給予他們應得的尊敬。俄羅斯人是自尊心很強的民族,這樣的待遇使他們覺得受到輕視和冷落。他深信如果不採取正確的處理方式,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和軍國主義分子,遲早要重掌大權,然後「整個循環又會重新開始」。

  1995年1月,科爾再次訪問新加坡,並重提對俄羅斯的關注。他的歐洲夥伴不瞭解俄羅斯對歐洲和平舉足輕重。他們必須協助俄羅斯變得更加民主和強盛,而不是開倒車,再次奉行獨裁和擴張政策的路線。歐洲需要俄羅斯來跟中國抗衡。因為這個緣故,德國成了俄羅斯最大的捐助國,在1989年給予的援助高達520億美元,超過國際援助總額的一半。科爾對美國不抱任何希望,因為他們越來越傾向於自掃門前雪。共和黨「若非更不像樣,也一樣糟糕」,沒有一個共和黨候選人像過去冷戰時期那樣,在總統選舉年到歐洲訪問過。

  他要聽聽我個人對中國、日本、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菲律賓等國局勢的看法,以核對他所接到的正式報告。我毫不掩飾地給予坦率的答覆。當我說某某國無可救藥時,他會說他不會到那裡去投資,以示贊同我的看法。他為人冷靜求實,而我們的見解往往不謀而合。

  1996年6月,科爾帶我和芝乘坐直升機飛越萊茵河,到擁有一座雄偉的11世紀教堂的施派爾一遊。施派爾位於科爾家鄉所在的萊茵蘭一普法爾茨州,是歐洲的心臟地帶。他曾經帶密特朗、戈爾巴喬夫、撒切爾夫人和其他領袖走過這段他寄予深情的旅程,前往葡萄酒鄉萊茵蘭·科爾夫人在丈夫最喜歡的餐館戴德沙伊姆苑同我們一起用餐。我們在那裡嘗了幾道科爾最喜歡的菜肴。進餐的時候,科爾講述了他跟一些東亞領袖見面的情形,有些是他喜歡的領袖,也有令他不敢恭維的,我聽得津津有味。他覺得蘇哈托沒有一點架子,而後兩人還成了密友。他還沒當上總理以前曾經到蘇哈托的官邸拜訪。

  他在大廳裡一面等候一面觀賞水族池裡的魚。這時一個身穿汗衫和紗籠的男子走出來,同他一起賞魚,然後彼此聊了起來。陪同科爾拜訪的德國大使沒有理會這個男子。過了一些時候,科爾才恍然大悟,他就是總統。蘇哈托邀請他們留下來吃午餐,一留就是四個小時。另一次,蘇哈托帶他去自己的農場看牛,科爾事後派人送去一頭德國種公牛。下一次見到蘇哈托時,對方握住他的手說,公牛的表現一流。科爾在我們一行6人一起遊覽施派爾的過程中,顯示了他是一個重內容不重形式的人。我們乘坐的不是馬賽地豪華轎車,而是福士偉根小型載客車。我在新加坡接待他吃午餐,他竟乘坐旅行巴士來。他告訴我,那樣才能更清楚更舒服地欣賞獅城的景色。

  科爾有宏圖大志施密特和科爾交情不好,德國媒體對於我同兩人都能融洽相處覺得奇怪。他們向我問起這件事,我說,我的任務是同任何一個領導德國的領袖來往,並且不偏袒任何一方。科爾經常被人們拿來跟他的前任施密特比較,而且往往給施密特比下去。施密特是個知識分子,經常提出新鮮的點子並在卸任後以尖銳清晰的筆調在《時代》週刊闡述自己的論點。另一端,科爾則被媒體形容為索然無味。這使許多人低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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