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03)_李光耀

一〇三

　　有一位法國總理相當能幹，那就是率領戴高樂派政府跟社會主義派總統密特朗並肩治國的愛德華。巴拉迪爾。之前，在不同場合我們有數面之緣。他的外交顧問曾經擔任駐新加坡大使，跟我是朋友。我知道巴拉迪爾相當有本事，因此對於他竟然會有蔔些古怪的貿易理論感到驚訝。他在辦公室當著記錄員的面，詳述他的理論——什麼自由貿易開放政策只在兩個社會和經濟結構類似的國家之間行得通，否則在條件相異的情況下，可能產生被人操縱和不公平的競爭。他舉例說，再過10到15年，來自中國、中國的臺灣和韓國的競爭，將導致法國紡織業的沒落。我不贊成他的說法，反駁說任何一國若要保護國內的工業，非得付出沉重的代價不可。公司紛紛遵循環球化發展路線，是科技突飛猛進，尤其是在環球通訊方面促成的局面，這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公司從一個國家找來材料，從另一個國家雇用勞工，在第三個國家設廠，在第四個國家銷售產品。

　　雖然他大致上同意我的觀點，卻不得不採取保護主義的立場，惟恐公司一把工廠從法國轉移到其他國家，人民就要面對失業。他贊同經濟競爭應該誠實公平，並不忘指出日本汽車製造商沒有遵守公平競爭的原則，因為他們具備某些優勢。這樣的解釋出自一個才智出眾的人口中，我覺得不可思議。

　　希拉克也向我闡述了類似的論點。1993年底，他在新加坡跟我會面，當時他是巴黎市長。他在東京看過我于同年10月在朝日論壇上發表演講的內容，認為我所提出的歐洲保護主義論點荒謬無稽。他說歐洲是世界上關稅最低、最開放的市場。他辯駁說，真正的保護主義國家是日本和美國，因為歐共體委員會不肯放棄歐洲共同農業政策而怪罪法國，或怪罪該委員會阻撓烏拉哇回合談判是不公平的。我回答說，如果沒有自由貿易，世界各國就要做好再開戰一次的準備。中國人古時候建立帝國，是因為需要在大片疆土和多個民族之間維持秩序，以便人們能在帝國範圍內自由交換貨品和服務。當全球被分割成不同的帝國，就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情形時，爭奪更多原料、更多市場、更多財富的結果就是戰爭。

　　我們接著討論法國的農業和烏拉圭回合談判。我收聽了英國廣播公司有關法國農民處境的節目，知道法國鄉下遭受打擊。可這是科技革命不可避免的結果之一，不可能為了保留法國農民的生活原貌而世世代代保護他們。希拉克反駁說，法國有必要保護本國的農業，但是他要讓我知道，他贊成我對自由貿易的看法，而為了法國本身的長遠利益著想，自由貿易是惟一可行的途徑。因此他說，法國是最沒有保護主義色彩的國家。

　　我引述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前總幹事阿蒂爾。丹凱爾這位專家的話，說明法國存在著保護主義。當時的總幹事彼得。薩瑟蘭也這麼說。希拉克打斷我的話說，他對薩瑟蘭沒有信心。我說歐共體主席雅克。德洛爾對薩瑟蘭有信心，希拉克馬上回答說他對德洛爾也沒有信心。

　　誰也說服不了誰希拉克說，我們倆誰也說服不了誰，還是存異為好。到了最後關頭，他確實使巴拉迪爾政府在立場上做了一些讓步，烏拉圭回合談判也終於有個了結。自從1974年初次見面後，我和希拉克就成為朋友，能夠開誠佈公地無所不談，不必擔心會冒犯對方。

　　我發現希拉克和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對中國和東亞有非常濃厚的興趣。我和吳作棟總理討論了這件事，並建議他提出倡議，讓歐盟和東亞雙方的領袖定期舉行會談。美國通過亞太經濟合作論壇同東亞國家進行定期會談，也通過許多組織同歐盟定期開會，歐盟和凍亞之間卻沒有正式的會談渠道可以促進貿易、投資和文化交流。吳作棟向法國總理巴拉迪爾提起這件事，接著首次亞歐會議就於We年3月在曼召開了。許多歐洲領袖在赴會途中或會後到其他亞洲國家訪問，結果發現東亞國家的工業變化超乎他們的想像，於是決定每兩年召開一次歐盟和東亞領袖之間的會議。

　　我第一次遇上德國人是在1956年4月，地點在法蘭克福機場。之前，英國海外航空公司阿爾戈型飛機在羅馬過境，我在那裡聽到揚聲器傳來播音小姐甜美但懶洋洋的聲音，看到意大利搬運工人慢條斯理地推著行李。幾個小時之後，一抵達法蘭克福，我馬上感覺到空氣清新涼爽許多，似乎為了配合周圍的一切，揚聲器傳出「注意！注意廣的急促呼籲，然後播音員急切地發出指示，叫人不得不聽。與此同時，德國搬運工人快手快腳地幹著自己的活兒。這種情景使我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前線傳來的急報如何形容德國軍和意大利軍的差別。我在日軍佔領新加坡時期整理電報時，看過盟軍通訊社所做的有關報道。

　　1970年9月，我到波恩會見當時的德國總理維利。勃蘭8特。我們早於1964年，社會主義國際成立100周年紀念在布魯塞爾召開會議時見過面。我在會上發表演講過後，他上來找我。就新加坡發生種族暴亂表示同情。暴亂是由中央政府的支持者策劃的，他們存心要恫嚇華人。他邀請我去找他。我把新加坡比喻成一個沒有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扶持的西柏林。身為西柏林前市長，他能夠體會我的處境。

　　在所有歐洲領袖當中，他最同情新加坡的窘境。我設法說服他不要把東南亞撇在一邊，因為我有信心我們將能解決叛亂威脅著本區域多個國家的問題。勃蘭特具有個人魁力——體型高大，一張俊俏友善的臉，還有一把好嗓音。他對事物的反應往往感性多於理性，也許是因為他讓自己的情緒支配自己的理智。他是個老派社會主義者，總是支持人人機會平等，同工同酬。

　　在1974年從勃蘭特手中接過總理棒子的赫爾穆特·施密特，頭腦清醒，講求實際，對一切重要課題有明確的見解。他鄙視那些對東西方課題態度模棱兩可的發展中國家領袖，他們不敢批評蘇聯。由於曾經擔任國防部長，而後財政部長，坐在總理位子上的他對經濟、國防和戰略課題有透徹的瞭解。

　　他和夫人洛基在1978年10月到新加坡來訪問。他們逗留了3天。這期間我們互相估量，結果發現大家有許多共同點。我們為一家德國電視臺錄製訪談節目時，訪問我們的人很驚奇我們對那麼多課題的想法和看法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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