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01)_李光耀

一〇一

　　※25、在歐盟留下足跡

　　英國想加入歐共體，是為了擺脫經濟增長緩慢而一再帶來的問題。因為相比之下，歐共體成員如德國、法國、比荷盧經濟聯盟國，甚至是意大利，增長步伐都比英國快，顯然較大規模的市場刺激了它們的增長。我希望同這個新歐洲建立關係，以防英國日後成功加入時，新加坡被拒於門外。

　　英國人在五六十年代對歐洲所採取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對歐洲人的看法：歐洲的民情似乎有所不同，又有點古怪，不如一個國家那麼團結，又不像英國那麼重視憲制。法國人動輒搞暴動、鬧革命或推翻憲制；德國人習慣用武力解決糾紛。然而當1962年哈羅德·麥克米倫以英國首相的身分，嘗試讓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歐共體，現為歐洲聯盟）而被拒絕時，我就認為這類申請遲早會成功，有可能在再次或三度嘗試之後。英國在1968年宣佈撤離蘇伊士運河以東，哈羅德。威爾遜首相向夏爾。戴高樂總統表明有意加入歐共體。這次嘗試又失敗了，但卻顯出歐洲對英國已變得多麼重要。

　　英國想加入歐共體，是為了擺脫經濟增長緩慢而一再帶來的問題。因為相比之下，歐共體成員如德國、法國、比荷盧經濟聯盟國，甚至是意大利，增長速度都比英國快，顯然較大規模的市場刺激了它們的增長。我希望同這個新歐洲建立關係，以防英國日後成功加入時，新加坡被拒於門外。

　　同大部分官僚組織一樣，高層發表的原則聲明不保證一切就會順利。我在70年代因為新加坡出口貨物遇上問題而見識了「歐洲堡壘」的保護主義政策。1977年10月，我到布魯塞爾會見歐共體委員會主席羅伊。詹金斯。從60年代詹金斯擔任英國財政部長時期開始，我就一直跟他保持聯繫。早些時候我寫信告訴他，委員會把普惠制條例（即普遍特惠制，讓發展中國家享有受限制的免稅人口優待）加諸新加坡，給新加坡出口電子計算機。雨傘、投影機和三合板帶來困難，近期連出口新鮮的胡姬花也遭荷蘭和意大利的花農反對。我補充說，紡織品和雨傘有問題早在我意料之中，但是電子計算機和新鮮的胡姬花卻不然。詹金斯同情我們的處境，答應調查這件事，但是就雨傘而言，他無能為力——好像是吉斯卡爾。德斯坦總統的選區也生產雨傘。

　　我和其他委員討論如何停止製造那些歐共體國家因為失業率居高不下而視為敏感物件的產品，結果發現，要列出這樣的單子簡直沒完沒了，看了令人沮喪。任何一個有能力影響布魯塞爾的成員國，儘管所受打擊程度很小，卻都會動輒要求布魯塞爾給予保護，而且有求必應。然而歐共體還不肯承認它是所有貿易集團中保護主義最強的一個。我以飛利浦和西門子兩家最出名的歐洲跨國公司的經驗為例，它們要把在新加坡生產的電子產品出口到歐洲，結果比出口到美國或亞洲國家還困難。

　　我提出兩件事情：第一、不該時機尚未成熟時就讓新加坡「畢業」，以致我們無法繼續享受普惠制的優惠；第二、有選擇性的防護措施阻止人口，不見得能夠有效地解決歐共體的問題。我嘗試說服詹金斯：作為歐共體委員會的主席，他應該通過簽署經濟合作協議，使前途無量的歐共體一東盟關係正式建立起來。如果他能到東盟國家訪問，將顯示出委員會對這個目標的認可。他反而派來了負責工業關係的委員達維尼翁子爵，因為他不喜歡到東方來，認為這裡沒什麼前景可言。

　　在德國外交部長漢斯一迪特裡希·根舍的協助下，東盟終於在1980年同歐共體簽下一紙協議，雙方成立了一個聯合合作委員會來促進和檢討各種合作性活動。然而同這個多成員國組織打交道，東盟國家面對的保護主義問題，還是無時無刻不存在的。歐共體的農產品津貼和關稅不利於棕油出口；它給橡膠產品定下的衛生和安全條規，以及以保護生態為名定下的條例，還有其他形式的勞工和環保標準，簡直把東盟的出口牢牢釘死。至於新加坡，歐共體在1986年檢討普惠制優惠措施時，給新加坡出口的滾珠軸承規定了限額。

　　歐洲跨國公司不比美國或日本跨國公司靈活有幹勁，因此錯失進行環球綜合性生產的機會，即在不同國家製造產品的不同部件。80年代的情況如此，到了90年代大致上還是如此。

　　法國是驅動歐共體的靈魂。為了同它建立關係，我安排在1969年5月會見慕名已久的偉大領袖戴高樂總統。剛要啟程，卻發生法國學生走上街頭示威的事件，他們要求憲制改革和增加大學學額，事實上是對戴高樂掌權的合法性提出挑戰。訪問被迫改期。戴高樂提出全民表決的動議，結果落敗而退出政壇。我始終沒有機會見到這位不苟言笑，做事從不妥協的高大漢子。是他讓法國人重獲自尊和國家的尊嚴。他的自傳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雖然我讀的是英文譯本。

　　蓬皮杜友善樂天見不著戴高樂卻讓我見到了他的繼承人喬治。蓬皮杜。那是1970年9月的事。蓬皮杜為人友善樂天，樂於同來自遠方一個叫做新加坡的陌生地方的訪客交流。他強調，法國不單是在時裝、香水和葡萄佳釀方面領潮流之先，在70年代，他要世人一提起法國，就想到優質的法國化學產品、高科技機械、工程項目和飛機。他愛好哲學，花了20分鐘跟我談論亞洲人對黃金的看法。黃金如果失去支撐幣值的功能，跟其他商品無異，人們還會把它當做貴重的寶貝嗎？我非常肯定地回答說會。

　　幾千年來，華人經歷了歷史上無數乾旱、洪災、戰爭和其他災難所帶來的蹂躪和饑荒，他們瞭解黃金的價值——堅不可摧、亙古不變，又有償還債務的代用價值。日本佔領新加坡三年半，再次提醒人們重視黃金的價值，人們記憶猶新。我告訴他，即使出現超通貨膨脹，一兩（比一安士稍多）黃金照樣能養活一家人一個月，還能同時購買藥物和其他必需品。我講述的這些情景似乎肯定了他個人的看法。我說，這是人類最原始的本能。他的通譯員——一個逃亡到法國的俄羅斯人安德羅尼科夫把這話譯成「prt」（原始）。我提出抗議：「不是，是po，回到最原始的時期。」通譯員冷冷地看著我說：「沒錯，在法文裡oa就是ptf.」我覺得自己活該受責。

　　德斯坦在5月當選總統，繼承蓬皮杜的位子。我當時在巴黎進行私人訪問，他卻在當選後幾天就接待我。我們在愛麗謝宮暢談了一個多小時。德斯坦總統和蓬皮杜不同，蓬皮杜通曉英語但是堅持用法語同我交談，德斯坦卻決定說英語。德斯坦很高，有一張貴族般的長形臉龐，光禿的腦袋高高凸起。他的英語帶有濃濃的法國口音，用詞可說是字斟句酌。

　　他看待問題的方式很法國化——理智、有邏輯、有系統：為什麼惟獨新加坡發展起來，其他國家缺了什麼？我只能告訴他我認為造成這種局面有三大原因：第一、穩定和凝聚力強的社會；第二、強調成就的文化推動力和勤儉刻苦的人民，懷著未雨綢緞和造福下一代的心理，人民積蓄多，無時無刻不在為將來進行投資；第三、對教育和知識的高度崇尚。他不認為那是完整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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