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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


  同一年,索羅門·韋斯特·裡奇韋·迪亞斯·班達拉奈克以新成立的斯裡蘭卡自由党黨魁的身分競選獲勝,當上總理。他答應以僧林羅語為官方語言,立佛教為國教。他是一位揭種紳士,出生于一個基督教徒家庭,受的是英文教育。他後來決定擁護土生居民保護主義,改信佛教,並成為僧伽羅語的捍衛者。這是錫蘭四分五裂的開端。

  當時的新加坡首席部長林有福,邀請我同班達拉奈克共進晚餐。班達拉奈克是一個矮小機靈的人,衣冠楚楚,談話對答如流。他對自己獲得占多數的僧枷羅族選民授權,要使錫蘭成為更加擁護土生居民保護主義的社會,表現得雀躍萬分。這是對「褐皮膚老爺」社會的反動。所謂「褐皮膚老爺」社會,指的是當地政治精英繼承執政權後,效法英國人的一切,包括他們的生活方式。

  被班達拉奈克取代的前任總理約翰·科特拉瓦拉爵士每天早晨都騎馬取樂。以僧枷羅語為官方語言,使賈夫納泰米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處於不利的地位。把佛教提升為國教導致信奉印度教的泰米爾人、信奉伊斯蘭教的摩爾人以及信奉基督教的荷蘭殖民者的後裔(荷蘭人和當地人通婚的後裔),惴惴不安。這一切他似乎都不覺得有什麼不妥。和歷史上的好運讓錫蘭享有太平,因而僅有2.5%的預算是花在防務上。到了80年代末,為了鎮壓賈夫納泰米爾人的叛亂,錫蘭把超過一半的預算花費在軍火和防衛部隊上,不知道他對此又有什麼話說。

  錫蘭曾經是英國的共和聯邦模範國,獨立道路經過精心的鋪設。它的戰後人口不到1000萬,屬￿人口中等的理想國家。相比之下,錫蘭的教育水平比較高,在科倫坡和康提有兩所以英文教學的傑出大學,公務員以當地人為主。代議政體方面,它早在30年代就有市政會選舉。錫蘭在1948年獨立,成了漸進式的獨立的典型例子。

  然而天啊,結果卻事與願違。我在歷年的訪問中,看著一個原本前途無量的國家逐漸走向沒落。一人一票制沒有解決基本的問題,占人口多數的大約800萬名僧伽羅人,隨時可以輕而易舉地以多數票擊敗200萬名賈夫納泰米爾人。官方語言從英語轉為僧伽羅語使泰米爾人吃虧。它原本是個沒有官方宗教的國家,僧伽羅人現在卻把佛教奉為國教。身為印度教徒,泰米爾人感到被剝奪得一無所有。

  1996年10月,我參加了一個在倫敦召開的總理會議,歸途中到科倫坡訪問並會見了達德利。森納那亞克總理。他是一位性情溫和,甚至可以說是個逆來順受,帶有點宿命論思想的年長者。我們在前皇家科倫坡高爾夫球場打球時,他為平坦的球道被貧民的住房和牛羊侵佔道歉。他說,有了民主和選舉,這種情況在所難免;他無法提出充足的理由以便在城市中央保留這些青蔥的空地。他安排我乘火車前往曾經景色怡人的山間避暑勝地努沃勒埃利耶。我上了很有啟發性的一課,洞悉獨立後發生了什麼事情。火車上(特別車廂)的食物足以把人毒死。那些螃蟹嚴重腐爛,發出陣陣惡臭,我立刻跑到廁所去把它吐個精光。

  他曾經擔任牛津大學俱樂部的會長,說話一字一句似乎還停留在俱樂部辯論學會中那段辯論的日子。三年後,他被一個佛教僧侶暗殺,我並不感到驚訝,只是覺得事情非常具有諷刺性:暗殺他的竟是一個佛教僧侶,原因是政府在立佛教為國教方面進度緩慢,那個僧侶因此感到不滿。

  在接下來的選舉中,他的遺孀西麗瑪沃。班達拉奈克憑同情票當上總理。結果證明,她口才雖然沒那麼流利,作風卻強硬得多。1970年8月,我在錫蘭見到的班達拉奈克夫人,是個堅毅並且信奉了不結盟思想的女性。錫蘭主張美軍全部撤離南越、老撾和柬埔寨,主張印度洋地區成為一個無核武、無強國紛爭的地區。我年紀較輕,耐心地向她解釋自己跟她不太相同的外交政策目標。

  我解釋說,南越如果落人共產黨手裡,不但柬埔寨、老撾、泰國三國,新加坡也將受到嚴重的威脅。叛亂活動將蔓延到馬來西亞,給新加坡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我們無法接受錫蘭主張的那種高尚的意識形態,因為它會對我們的未來產生很大的影響。本區域其他強國——中國和日本來日將加強它們的海軍實力。因此,新加坡覺得有必要繼續維持五國聯防協議,這將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

  班達拉奈克夫人的侄兒費利克斯。班達拉奈克是她在國際事務上的後臺人物。此人聰明有餘而功力不足。在努沃勒埃利耶,我下榻坐落在山中的前英國總督官邸。總督官邸已荒廢失修,它以前一定保養得很好,花園裡種滿玫瑰(還有一些殘留著),就像一片英式林地。在海拔5000英尺高處的總督官邸非常涼爽。我在曾經非常漂亮的高爾夫球場打球。跟科倫坡的高爾夫球場一樣,這個球場也被貧民的住房和牛羊侵佔了。

  用晚餐時,一位學識淵博卻愁容滿面的僧伽羅長者向我解釋說,在推行民選制度的情況下,錫蘭國內所發生的一切是無可避免的。僧伽羅人要成為老大,他們要從英國人手裡接過茶園和椰園的管理權,要從泰米爾人手中奪過高級公務員的控制權。他們不得不上演推崇僧伽羅語為官方語言的悲劇,並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他們把一切從英語翻譯成僧林羅語和泰米爾語,過程又慢又累贅。大學裡用三種語言教學:僧伽羅語用來教多數學生,泰米爾語教賈夫納泰米爾學生,英語教荷蘭人的後裔。我問過康提大學的校長,三個接受三種不同語文源流教育的工程師要怎麼合作建造一座橋樑。對方是荷蘭人的後裔,系了一條劍橋的領帶,好讓我看清楚他是一位真正的博士。他回答說:「先生,那是一個政治問題,有待部長們來回答。」

  我問起書本的問題,他回答說,基本的教科書從英語翻譯成僧林羅語和泰米爾語,書本印好的時候,總是遲了三四個版次。茶園的狀況看了令人心寒。被提升挑起茶園管理大樑的當地人無法跟從前的英籍經理比美。少了嚴格的紀律,採茶工人采的不只是幼嫩的茶葉,連沏不出好茶的老茶葉也照采不誤。他們的椰園也不能倖免。那位僧伽羅老先生說,這是人民學習如何治理國家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過後多年,我不曾再訪問錫蘭,一直到1978年,在悉尼召開的共和聯邦政府首腦區域會議上,我同他們新上任的總理朱尼厄斯。理查德。傑耶華德納見面為止。前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已經于1972年,把國家的名字從錫蘭改為斯裡蘭卡,建立了共和國。這些變化沒有改善錫蘭的際遇。當地茶葉依然打著錫蘭茶的招牌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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