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98)_李光耀

九八

　　同一年，索羅門·韋斯特·裡奇韋·迪亞斯·班達拉奈克以新成立的斯裡蘭卡自由党黨魁的身分競選獲勝，當上總理。他答應以僧林羅語為官方語言，立佛教為國教。他是一位揭種紳士，出生于一個基督教徒家庭，受的是英文教育。他後來決定擁護土生居民保護主義，改信佛教，並成為僧伽羅語的捍衛者。這是錫蘭四分五裂的開端。

　　當時的新加坡首席部長林有福，邀請我同班達拉奈克共進晚餐。班達拉奈克是一個矮小機靈的人，衣冠楚楚，談話對答如流。他對自己獲得占多數的僧枷羅族選民授權，要使錫蘭成為更加擁護土生居民保護主義的社會，表現得雀躍萬分。這是對「褐皮膚老爺」社會的反動。所謂「褐皮膚老爺」社會，指的是當地政治精英繼承執政權後，效法英國人的一切，包括他們的生活方式。

　　被班達拉奈克取代的前任總理約翰·科特拉瓦拉爵士每天早晨都騎馬取樂。以僧枷羅語為官方語言，使賈夫納泰米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處於不利的地位。把佛教提升為國教導致信奉印度教的泰米爾人、信奉伊斯蘭教的摩爾人以及信奉基督教的荷蘭殖民者的後裔（荷蘭人和當地人通婚的後裔），惴惴不安。這一切他似乎都不覺得有什麼不妥。和歷史上的好運讓錫蘭享有太平，因而僅有2.5％的預算是花在防務上。到了80年代末，為了鎮壓賈夫納泰米爾人的叛亂，錫蘭把超過一半的預算花費在軍火和防衛部隊上，不知道他對此又有什麼話說。

　　錫蘭曾經是英國的共和聯邦模範國，獨立道路經過精心的鋪設。它的戰後人口不到1000萬，屬人口中等的理想國家。相比之下，錫蘭的教育水平比較高，在科倫坡和康提有兩所以英文教學的傑出大學，公務員以當地人為主。代議政體方面，它早在30年代就有市政會選舉。錫蘭在1948年獨立，成了漸進式的獨立的典型例子。

　　然而天啊，結果卻事與願違。我在歷年的訪問中，看著一個原本前途無量的國家逐漸走向沒落。一人一票制沒有解決基本的問題，占人口多數的大約800萬名僧伽羅人，隨時可以輕而易舉地以多數票擊敗200萬名賈夫納泰米爾人。官方語言從英語轉為僧伽羅語使泰米爾人吃虧。它原本是個沒有官方宗教的國家，僧伽羅人現在卻把佛教奉為國教。身為印度教徒，泰米爾人感到被剝奪得一無所有。

　　1996年10月，我參加了一個在倫敦召開的總理會議，歸途中到科倫坡訪問並會見了達德利。森納那亞克總理。他是一位性情溫和，甚至可以說是個逆來順受，帶有點宿命論思想的年長者。我們在前皇家科倫坡高爾夫球場打球時，他為平坦的球道被貧民的住房和牛羊侵佔道歉。他說，有了民主和選舉，這種情況在所難免；他無法提出充足的理由以便在城市中央保留這些青蔥的空地。他安排我乘火車前往曾經景色怡人的山間避暑勝地努沃勒埃利耶。我上了很有啟發性的一課，洞悉獨立後發生了什麼事情。火車上（特別車廂）的食物足以把人毒死。那些螃蟹嚴重腐爛，發出陣陣惡臭，我立刻跑到廁所去把它吐個精光。

　　他曾經擔任牛津大學俱樂部的會長，說話一字一句似乎還停留在俱樂部辯論學會中那段辯論的日子。三年後，他被一個佛教僧侶暗殺，我並不感到驚訝，只是覺得事情非常具有諷刺性：暗殺他的竟是一個佛教僧侶，原因是政府在立佛教為國教方面進度緩慢，那個僧侶因此感到不滿。

　　在接下來的選舉中，他的遺孀西麗瑪沃。班達拉奈克憑同情票當上總理。結果證明，她口才雖然沒那麼流利，作風卻強硬得多。1970年8月，我在錫蘭見到的班達拉奈克夫人，是個堅毅並且信奉了不結盟思想的女性。錫蘭主張美軍全部撤離南越、老撾和柬埔寨，主張印度洋地區成為一個無核武、無強國紛爭的地區。我年紀較輕，耐心地向她解釋自己跟她不太相同的外交政策目標。

　　我解釋說，南越如果落人共產黨手裡，不但柬埔寨、老撾、泰國三國，新加坡也將受到嚴重的威脅。叛亂活動將蔓延到馬來西亞，給新加坡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我們無法接受錫蘭主張的那種高尚的意識形態，因為它會對我們的未來產生很大的影響。本區域其他強國——中國和日本來日將加強它們的海軍實力。因此，新加坡覺得有必要繼續維持五國聯防協議，這將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

　　班達拉奈克夫人的侄兒費利克斯。班達拉奈克是她在國際事務上的後臺人物。此人聰明有餘而功力不足。在努沃勒埃利耶，我下榻坐落在山中的前英國總督官邸。總督官邸已荒廢失修，它以前一定保養得很好，花園裡種滿玫瑰（還有一些殘留著），就像一片英式林地。在海拔5000英尺高處的總督官邸非常涼爽。我在曾經非常漂亮的高爾夫球場打球。跟科倫坡的高爾夫球場一樣，這個球場也被貧民的住房和牛羊侵佔了。

　　用晚餐時，一位學識淵博卻愁容滿面的僧伽羅長者向我解釋說，在推行民選制度的情況下，錫蘭國內所發生的一切是無可避免的。僧伽羅人要成為老大，他們要從英國人手裡接過茶園和椰園的管理權，要從泰米爾人手中奪過高級公務員的控制權。他們不得不上演推崇僧伽羅語為官方語言的悲劇，並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他們把一切從英語翻譯成僧林羅語和泰米爾語，過程又慢又累贅。大學裡用三種語言教學：僧伽羅語用來教多數學生，泰米爾語教賈夫納泰米爾學生，英語教荷蘭人的後裔。我問過康提大學的校長，三個接受三種不同語文源流教育的工程師要怎麼合作建造一座橋樑。對方是荷蘭人的後裔，系了一條劍橋的領帶，好讓我看清楚他是一位真正的博士。他回答說：「先生，那是一個政治問題，有待部長們來回答。」

　　我問起書本的問題，他回答說，基本的教科書從英語翻譯成僧林羅語和泰米爾語，書本印好的時候，總是遲了三四個版次。茶園的狀況看了令人心寒。被提升挑起茶園管理大樑的當地人無法跟從前的英籍經理比美。少了嚴格的紀律，採茶工人采的不只是幼嫩的茶葉，連沏不出好茶的老茶葉也照采不誤。他們的椰園也不能倖免。那位僧伽羅老先生說，這是人民學習如何治理國家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過後多年，我不曾再訪問錫蘭，一直到1978年，在悉尼召開的共和聯邦政府首腦區域會議上，我同他們新上任的總理朱尼厄斯。理查德。傑耶華德納見面為止。前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已經于1972年，把國家的名字從錫蘭改為斯裡蘭卡，建立了共和國。這些變化沒有改善錫蘭的際遇。當地茶葉依然打著錫蘭茶的招牌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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