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92)_李光耀

九二

　　基廷在1999年9月同我會面時，他預測澳大利亞會被捲入同印尼之間的一場長期糾紛。他還說，霍華德寫給哈比比的信，將會使他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澳印友好關係付諸東流，包括兩國關係達到巔峰時同蘇哈托簽署的1995年安全協議。如他所料，印尼在1999年9月16日聯合國安理會批准成立多國部隊次日，把協議撕毀。

　　東帝汶的局勢發展是由澳大利亞媒體和大眾情緒、美國媒體、非政府組織和國會助手、葡萄牙政府的關係，以及歐盟在每次國際聚會上都向印尼施壓這些方面加起來推動演變而成的。他們對印尼不斷苦苦糾纏，咄咄逼人，使印尼在每個國際論壇上都擺脫不了這個問題。哈比比以為自己的建議能幫忙解除這個包袱，問題就在於無論是澳大利亞、歐盟或美國，大家都不曾要求或希望東帝汶獨立。哈比比根本沒有想到，他親手把只會引向獨立的投票方案送上門，就這一點，印尼民族主義派人士將永遠都不會原諒他。

　　姑且不論提出東帝汶自決方案是否明智，澳大利亞率領多國部隊進入東帝汶以阻止慘絕人寰的罪行卻是正確的做法。雖然沒有一個亞洲領袖在澳大利亞率領多國部隊進入東帝汶的時候加以聲援，但是大家心裡都明白，澳大利亞是在挽救兇險的局勢，使它不致進一步惡化。這次的行動使澳大利亞付出重大的政治和經濟代價，這是一個本區域國家都不敢擔當的任務。但是，東帝汶會走上投票成立獨立國的道路，澳大利亞是有責任的，如果它不採取行動，必會招致鄰國的鄙視。事實證明，科斯格羅夫少將指揮多國部隊的手法沉著而堅定，使本區域多名領袖暗自起敬。正如所料，印尼群眾天天在澳大利亞駐雅加達大使館外示威抗議。在印尼大小城鎮工作的澳大利亞公民不得不疏散。

　　看著東帝汶危機一步步在演變，我被深深地吸引住。霍華德和唐納是根據哈比比的反應而制定政策的。哈比比為了要說服印尼人民重新推選他當總統，採用的辦法就是向眾人證明：國際領袖如霍華德在民主和改革方面給予他高度的評價。澳大利亞領袖忽略了哈比比必須應付的強大壓力，那是埋葬在東帝汶的5000多個印尼士兵的墳墓；由印尼國軍退役軍官瓜分的大片咖啡園和其他農作物園丘；軍方高級將領對東帝汶獨立可能激發亞齊等省份的分離主義運動進一步加劇的憂慮。

　　哈比比沒能力做到放棄東帝汶而不招引嚴重的後果。我早料到民兵會不擇手段地去影響投票結果。但是我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竟然會在全民投票結果揭曉後到多國部隊抵達的兩個星期內，有組織地將整個國家摧毀了。印尼國軍不應該任怕他們胡來，不過話說回來，在這之前已經發生過許多同樣有違常理的事情，因此新加坡同其他東盟國家一樣，對東帝汶課題採取了避之則吉的對策。

　　10月13日當他的身分還是總統候選人時，阿都拉曼。瓦希德說，澳大利亞一直在「羞辱我們」，並且建議凍結印澳關係。但是在當選總統十天后，瓦希德卻說：「如果澳大利亞需要一個擁有2.億人口的國家接受它，我們會敞開胸懷相迎。他們要分道揚鑣的話，也沒有關係。」可見澳大利亞大使在這期間下了不少苦功，所以印尼當局的談話還算客氣，不過兩國關係要恢復到像這場危機之前的一樣，恐怕還要一段時間。

　　澳大利亞在這場亞洲危機中經歷了火的洗禮。霍華德總理或許不瞭解跟一個過渡總統如哈比比打交道的危險，但是到了關鍵時刻，他的表現不失澳大利亞總理的身分。在澳大利亞媒體和公眾的大力支持下，儘管東帝汶民兵恫言要使澳大利亞人員0蒙受死傷，他還是派遣澳大利亞部隊率領聯合國多國部隊進入東帝汶。這些事件進一步確定了很明顯的一件事：澳大利亞的命運同亞洲聯繫得更加緊密，更甚於它跟英國或歐洲的聯繫。

　　惠特蘭當上總理之後，我和他頭一次碰面是於1973年在握太華舉行的共和聯邦首腦會議上。惠特蘭長得相貌堂堂，這一點他很清楚，也很在意。他能機敏地和別人對答如流，但是容易衝動急躁。他得意地向濟濟一堂的各國領袖宣稱，他已改變了諸多約束的澳大利亞移民政策。他指出在澳大利亞完成大學教育的學生，畢業之後不需要離開澳大利亞。我就這個「新視野政策」把他奚落了一番，指出他只接受有一技之長和從事專業工作的亞洲移民；這將給新加坡和其他貧苦的亞洲鄰國帶來嚴重的人才流失問題。這下子把他給氣得七竅生煙。

　　惠特蘭也突然宣佈將改變施政方針，他要使澳大利亞成為本區域的「好鄰居」，成為亞非國家的「好朋友」。我舉出澳大利亞限制外國人口襯衫的數額和新加坡航空公司班機通航權等例子，對他所言提出挑戰。他以為我故意不把他放在眼裡，於是說話時變得很尖刻。但他畢竟是一個新手，會議桌周圍有我多位老友——英國的希思、加拿大的特魯多、新西蘭的柯克、坦桑尼亞的朱利葉斯。尼雷爾、巴巴多斯的埃羅爾。巴羅等，他們都為我的論點辯護。結果，在西薩摩亞、湯加和斐濟的支持下，新西蘭總理柯克的講話在南太平洋各國當中變成最具代表性。

　　接著惠特蘭公開抨擊我，他說新加坡人口有一大群是華族，所以蘇聯船隻不會到新加坡來。結果蘇聯立刻調遣4艘蘇聯供應艦到新加坡進行修理，試探我們到底是中國人還是新加坡人。我回應惠特蘭說，這種刺激蘇聯的做法不容有第二次，否則下回他們派來的將會是一艘導彈驅逐艦或核子潛水艇。

　　從東京返回新加坡後獲悉，澳大利亞駐聯合國代表促請聯合國難民事務最高專員，以人道理由要求新加坡讓大約8000名乘坐多艘小船前來的越南難民上岸。我在次日，即1973年5月24日，召見澳大利亞最高專員。我告訴他這麼做太不友善了。難民一上了岸就休想要他們離開。對方解釋說，澳大利亞準備從8000個船民中，收留大約65個在澳大利亞受過教育的難民，惟有讓他們上岸，他才能分辨那65到100個澳大利亞準備收留的對象。

　　我質問他，剩餘的那些已經上岸卻絕不肯回到船上的難民過後應該怎麼處理。他含含糊糊地答覆。我坦言他的行徑顯示了當時的澳大利亞政府對新加坡並不友善。澳大利亞總理惠特蘭為了這個難民問題，在堪培拉的一個接待會上，有欠公道地教訓了新加坡駐澳大利亞最高專員公署的第二號人物。惠特蘭根本沒受什麼委屈，我準備揭穿他的所作所為，讓世人看到自稱亞非舊人的惠特蘭有多虛偽。澳大利亞最高專員當場尷尬得直冒汗。我們始終不允許難民潮湧上岸來，最後收留了150個漁民和他們的家屬，讓其他難民繼續漂流到印尼，有些漂到了澳大利亞。

　　那個時候，新澳雙方都承受相當大的壓力，所以才會發生友國之間針鋒相對的局面。美國撤離越南和越南船民集體流亡兩起事件的震撼力太大了。澳大利亞總督在1975年11月以違反憲法之類的理由將惠特蘭革職，讓人松了一口氣。弗雷澤受委組織看守政府籌備大選，結果他在選舉中大勝。

　　即使以澳大利亞人的尺度來衡量，弗雷澤也是高大魁梧的。我在他擔任戈頓的國防部長時認識他。1976年1月中旬，趁在吉隆坡出席敦拉紮克葬禮見面的機會，我同他討論澳大利亞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部署軍隊的問題。他表示沒有考慮過要完全撤軍，最後決定把幾個中隊的幻影型戰鬥轟炸機中隊和獵戶座型偵察機留在北海。對於安全和穩定，弗雷澤態度求實，加上他那種不輕易放棄的堅毅性格，讓我更加放心。

　　在我的鼓勵下，弗雷澤在1982年同馬哈蒂爾首相會面。馬哈蒂爾說，越南外長阮基石公開表明，若有需要，他準備為蘇聯軍隊提供越南基地；馬來西亞要是拆除供外國部隊使用的基地，那將是愚蠢的。如果澳軍願意留下來，馬來西亞絕對沒有異議，他們要離開的話，馬來西亞也沒有辦法。弗雷澤這下子滿意了，並把戰機留在北海。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