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90)_李光耀

九〇

　　※23、相知說澳新

　　亞歐悼會政府首腦會議于1996年在曼召開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想要加入亞洲陣容，馬哈蒂爾首相提出反對，說它們不是亞洲的一分子。那是馬哈蒂爾發自內心深處的想法，但是大部分領袖都無法認同。我相信，要不了太久，地理位置和經濟上的常理將淩駕舊有的成見，到時澳新兩國將成為亞歐峰會成員。

　　日本在1941年12月突然入侵，驟然改變了新加坡留給澳大利亞人的回憶。大約18000名毫無戰鬥經驗的澳大利亞軍人，連同七萬名英國和印度士兵，必須在空中掩護不足的情況下，同身經百戰的日本皇軍交鋒。到1942年2月新加坡淪陷的時候，已有大約2000名澳軍戰死沙場，1000多人受傷，約15000人淪為戰俘。

　　超過三分之一的戰俘由於營養不良、患病或遭受折磨而死亡；惡名昭著的緬泰死亡鐵路沿線，情況更慘。在新加坡的克蘭芝共和聯邦陣亡戰士公墓，許多墓碑默默地見證了烈士們為英王和國家捐軀的英勇行為。成千上萬名澳軍在新加坡被日本皇軍俘虜將永遠印在澳大利亞全體人民的記憶中，這場浩劫的慘烈僅次於加利波利半島事件。不過新加坡比較靠近澳大利亞，對澳大利亞來說有較密切的戰略關係。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澳大利亞保持同英國的舊日聯繫，澳軍也重返新加坡。

　　澳軍一支分遣部隊駐守在馬來亞，直到英國宣佈撤離蘇伊士運河以東地區。我敦促澳大利亞總理約翰·戈頓把部隊繼續留在馬來亞。1969年1月，趁著出席在倫敦召開的共和聯邦總理會議，戈頓同我和英國國防部長丹尼斯。希利、新西蘭總理基思。霍利約克與東姑等人舉行初步會談，討論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防務新協議。戈頓當時如坐針氈——忐忑不安的神情和說話的聲音都說明他不願意挑起這副重擔。他知道，重擔大部分將落在澳大利亞肩上，因為英國正逐步淡出本區域。

　　我們同意延期到同年6月在堪培拉舉行另一次會談時再做決定。但是那年5月，吉隆坡發生了種族暴亂，威脅到澳大利亞繼續參與新馬防務協議的安排。前此我已經交代了這件事後來如何獲得解決。儘管戈頓有所顧慮，我們還是在1971年12月通過書信往還，達成五國聯防協議。性格比較堅毅的澳大利亞國防部長馬爾科姆。弗雷澤不贊成國吉隆坡發生種族暴亂而打退堂鼓。最後戈頓還是決定在1971年以前把澳軍撤出馬來亞，並調到新加坡來。澳大利亞擔心沒有能力擔當這個責任。他們知道，只有一小分隊的新西蘭軍會留下來，和澳軍一起駐紮在新加坡。一旦發生危機，他們只能憑著澳、新、美三國共同簽署的《澳大利亞、新西蘭與美國條約》，向美國求助。

　　一開始我們和澳新兩國政府就有良好的默契，因為彼此對區域安全的看法不謀而合；大家都同意越戰的局勢越來越棘手。我同哈羅德。霍爾特、他的接班人戈頓，還有威廉·麥克馬洪的關係也都不錯。1972年，工黨在新西蘭和澳大利亞都掌握了執政大權。諾曼。柯克總理對安全問題的態度堅決，因此沒有改變新西蘭的防務立場。澳大利亞總理高夫·惠特蘭卻對澳大利亞向越南和馬來亞/新加坡做出的防衛承諾感到不安。他在1972年大選獲勝後不久，便決定讓駐守新加坡的澳軍退出五國聯防協議。

　　最初在70年代，我們要求利用澳大利亞的訓練基地進行軍事演習，對方並不樂意幫忙；新西蘭則一口答應。澳大利亞政府在1980年改變政策，准許我們在澳大利亞舉行陸地演習；1981年又讓我們在澳大利亞皇家空軍的一個基地訓練空軍。保羅·基廷在叨年代初出任工党政府總理期間，進一步允許新加坡武裝部隊擴大在澳大利亞受訓的規模。約翰·霍華德領導的自由國民聯合政府一直遵循這個政策。澳大利亞同新加坡的地緣戰略目標相似，雙方都認為美國在本區域保留部分軍力，是亞太地區保持勢力均衡必不可缺的因素，對這一帶的安全和穩定有益。沒有這個安穩的力量，亞太經濟當初不可能迅速發展起來。在這個大前提下，彼此在貿易和其他方面的歧見都顯得微不足道。

　　§要求澳大利亞開放經濟

　　我嘗試遊說弗雷澤多年，要他開放國家經濟，讓澳大利亞加入競爭，成為本區域的一分子。我向他和他的外長安德魯·皮科克解釋過，通過積極參與防務和安全事務以及援助他國的計劃，他們將使澳大利亞成為本區域的重量級國家。但是，經濟保護主義政策卻使他們同這些成長中的經濟體絕緣，因為澳大利亞的限額制和高關稅導致這些國家無法向它出口簡單的製成品。按照常理，他們接受我的論點，可是在政治上弗雷澤卻沒有那樣的膽識去跟澳大利亞工會或製造商對抗，因為工會或製造商都要求政府給予保護。

　　1980年，在新德裡召開的共和聯邦首腦亞太區域會議上，弗雷澤企圖發動反歐洲經濟共同體保護主義政策的運動。這類政策使澳大利亞農產品在出口時被拒於門外。我提醒他，發展中國家不會給予多少支持，因為在它們看來，澳大利亞也以相同的政策保護那些失去了相對優勢的國內工業。更何況對東盟的成員國來說，澳大利亞跟它們越來越扯不上關係，因為在它們必須做出重大決策的時候，澳大利亞並不在考慮的範圍之內。

　　下來的歷屆澳大利亞政府拉近了澳大利亞同亞洲的距離。繼承鮑勃·霍克出任總理的保羅·基廷深信澳大利亞在經濟上有必要借重亞洲，他也親自推動親亞政策。基廷的頭腦清晰，對經濟有充分的認識，地緣政治觸覺又強，在霍克的班子裡當過財政部長多年。不過，作為工党出身的總理，澳大利亞工會對工黨的強大影響力局限了他的作為。埃文斯用心接近亞洲還有另一位部長特別用心去接近亞洲，那就是加雷思·埃文斯。他的頭腦機靈，受到挑戰時更是牙尖嘴利，但是他的心地好。在霍克和基廷的班子裡，擔任外長的埃文斯徹頭徹尾地改變阿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他以促使澳大利亞融入亞洲的發展，共博亞洲經濟增長的成果作為目標。他不願意看到當日本人以日本的科技在澳大利亞生產汽車和電子產品時，澳大利亞還停留在只是向日本出口原料的階段。埃文斯同東盟成員國的外交部長們建立起密切的關係，那一定費了不少苦功，因為大家的習性大相徑庭。在東盟，大家往往不是在談判桌上達成協議的，而是在打高爾夫球的時候消除重大的歧見，所以他也跟著大家一起追球。

　　在霍克領導的工党政府執政初期，我以為他的亞洲政策照例又是表面功夫。基廷上臺後沿襲這項政策，我這才斷定，澳大利亞政策正經歷大轉變。澳大利亞人重新檢討了自己的假設和評估。澳大利亞固然脫胎於英國和歐洲，但是他們的前途更加緊系于亞洲。他們發現，跟澳大利亞經濟最能相輔相成的其實是東亞經濟體。這些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韓國、中國、中國的臺灣地區和東盟等，需要澳大利亞的農產品和礦物。對它們來說，澳大利亞廣袤的空間、高爾夫球場、度假村和沙灘都是再理想不過0的度假勝地。美國在政治和安全事務上雖然是澳大利亞強有力的盟友。但是在農產品出口方面卻會同澳大利亞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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