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89)_李光耀

八九

　　1970年10月，在唐寧街10號舉行的一個晚宴上，撒切爾夫人坐在我旁邊。那時候希思還是首相，她是教育部長。我們談論了以教導混合技能的「綜合中學」取代語法學校後英國所蒙受的損失：聰明的學生固然吃虧，其他學生也不見得因而得益。

　　撒切爾夫人成為反對黨領袖時，我問當時的下議院議長喬治。托馬斯對她有什麼看法。托馬斯以抑揚頓挫的威爾斯口音回答：「她非常熱愛英國，能為英國效力。她要扭轉整個國家的局勢，我相信她是推一有毅力辦到的人。」當我問當時的首相卡拉漢對她有什麼看法時，他的答覆是：「她是前座議員中推一的男兒大丈夫。」從一個工党議長和一個工党首相口中得到這樣的意見，加強了我自己的看法：她的確是個「有信念的政治家」。

　　撒切爾夫人滿懷理想在撒切爾夫人贏得1979年5月的大選時，我為她歡呼。她主張推行自由市場，進行自由競爭。在她擔任反對黨領袖期間，在倫敦以及還有幾次在她途經新加坡前往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時候，我們曾經見面。1979年6月，她出任首相一個月後，我在唐寧街10號跟她進行了一個小時的餐前會談。她當時滿懷理想。

　　1980年7月，撒切爾夫人以保守黨領袖的身分，寫信邀請我當演講嘉賓，于同年10月在布賴頓召開的黨大會上發表演講——特別邀請的演講者來自共和聯邦，這對保守黨大會而言還是第一次。我回信說，因為我跟工黨之間有一段可以追溯到40年代我在英國求學時期的淵源，所以無法接受這份殊榮。

　　她是個十足認真的人，充滿毅力和幹勁，對自己能夠落實國內的經濟政策有充分的把握，但是從來不曾低估工會所將給她帶來的問題。因此，當煤礦工人在1980年3月開始罷工時，我認為她一定能夠苦鬥到底，卻沒料到罷工工人和警察之間的激烈衝突會持續整整一年。換成在她之前的首相，恐怕就無法堅持到底了。

　　1985年4月，撒切爾夫人來新進行官方訪問。我在晚宴上恭賀她減輕了英國福利制度的諸多牽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將近40年，歷任英國政府似乎都想當然地認為財富會自然地創造出來，需要政府注意和巧妙安排的只是重新分配財富的問題。因此政府想出妙方，把成功人士的人息轉移給不太成功的人。在這種情形下，國家需要一個膽識過人的首相把實情告訴選民：製造財富的人是社會中的寶貴分子，他們值得我們尊敬，並且應當有權保有他們大部分的耕耘成果……英國留下來的種種哦們善加利用：英語、司法制度、議會政府和公正的行政管理。然而我們卻竭盡所能地避免走上福利國家的道路。我們看到了一個偉大的民族如何降低水平而變得平庸。」

　　撒切爾夫人很有風度地以相似的口吻回應：「我寧可這麼想：你們曾經向英國看齊，現在我們要倒過來向你們學習……你們的才幹、進取心、勇於接受挑戰、努力、冒險精神、自信、活力已經使得新加坡成為其他國家學習的成功榜樣——你們的成功發出明確的信息。那就是沒有耕耘就沒有收穫。」第二天。數份親工黨的英國報章刊登了工黨影子內閣衛生部長弗蘭克。多布森的強烈反應：「李先生應該閉上他那張笨嘴。」一名工党議員艾倫。亞當斯補充說：「如果我們把他的國家當模範，我們的國家就要回到1870年人們在血汗工廠夜以繼日工作卻什麼也得不到的時代。」

　　舊工黨的心態這就是典型的舊工黨思想未能跟上潮流發展的心態。1985年，新加坡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6500美元，英國則是8200美元。到了1995年。新加坡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2.6萬美元，早舊超越英國的1.97萬美元了。我們的工人賺錢比英國工人多，還有自己的房子，儲蓄（在公積金和儲蓄銀行戶頭）也比英國工人多。

　　撒切爾夫人在1990年11月辭職時，寄了一封道別信給我：「生命多麼變幻莫測：誰會料到合作了那麼多年以後，我們竟然會在幾乎同一天辭去在自己國家的最高領導的職位。不過，在離職之際，我只想說，我從我們的交往中獲益良多，並欽佩你所堅持的信念。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共和聯邦政府首長會議少了你我出席，肯定會遜色不少！」

　　我跟撒切爾夫人打交道的機會比跟其他英國首相接觸的機會多，因為她兩度蟬聯。在所有首相當中，我認為撒切爾夫人是最有希望領導英國出頭的領袖。她的強處在於她熱愛英國，對自己的國家充滿信心，並且對於要扭轉局勢具有鐵一般的意志。她堅信自由企業和自由市場將能帶來自由的社會。她的基本政治觸覺相當敏銳，但是往往顯得過於自信和自以為是。在階級觀念分明的英國，她因為有著「雜貨店老闆女兒」的背景而吃虧。真可惜，英國的社會體制還在這些偏見所形成的框框裡苦苦掙扎。等到她下臺時，英國人已經卸下一部分的階級包袱了。

　　然而撒切爾夫人的作風，卻往往引起舊白人統治國家總理們的強烈反感。1985年，在巴哈馬舉行的共和聯邦政府首長會議上，加拿大總理布賴恩。馬爾羅尼和澳大利亞總理鮑勃。霍克不斷跟她糾纏，向她施壓，要她同意對南非實行經濟制裁。會上除了她以外，所有發表開幕詞的領袖都攻擊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撒切爾夫人獨排眾議，反對進一步制裁比勒陀利亞，反而建議進行對話。我敬佩她有那樣孤軍作戰的勇氣，拒絕在威逼和恫嚇之下屈服。只可惜她是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

　　梅傑在1989年10月陪同撒切爾夫人到吉隆坡參加共和聯邦政府首長會議時，職位是英國財政部長。1996年5月，我在唐寧街10號和他重逢。當時他肩負艱難的任務。撒切爾夫人全力支持他競選保守黨黨魁和首相，並指望他沿襲對歐洲的政策。她在黨內的影響力使他日子不好過，媒體也不見得給他寬限，不消幾個月就認定他成不了氣候。因此，雖然英國經濟當時表現強勁，卻對他在1997年5月對壘新工黨的挑戰一點作用也沒有。

　　1995年5月，我在倫敦同當時領導反對黨的布萊爾初次見面，對他的年輕和朝氣蓬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比顯龍小一歲。他的參謀喬納森。鮑威爾在一旁做記錄並負責後續工作。他想知道是什麼因素促成東亞持續出現巨幅增長，英國和歐洲卻成長比較緩慢，兩種局面相異。我建議他在大選前到東亞訪問，看看它巨大的轉變，否則一當上首相，他將會受到外交禮儀的諸多約束。

　　第二年1月，他訪問日本和澳大利亞之後到新加坡。他在這裡會見了我們的工會領袖，考察了他們為工會會員所爭取到的利益。他對公積金——我們的個人老年退休金戶頭，也是擁有住房和醫藥服務資金來源的戶頭感興趣。他不隱瞞自己篤信基督教並因此推崇社會主義。面對我不以為然的反應時，他補上一句：或者可以說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他坦率地重複自己「或者可以說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舊工黨一派可是鄙視這類主義的。他的「新工黨」並非虛有其表。他問我工党政府成功的機會有步大，我說一旦工黨當政，他要說服舊工黨接受他的政策，必定會碰到很多釘子。工黨的年歲比他要大得多，不會那麼輕易接受改變。

　　一個認真的政治家布萊爾來訪幾天之後，影子內閣社會福利部長克裡斯。史密斯便前來研究新加坡的制度。幾個月後，布萊爾的親信彼得。曼德爾遜也來考察我們的保健儲蓄、保健保險和新加坡公積金的其他功能。布萊爾給我的印象是一個認真的政治家，他希望瞭解東亞的發展和這些國家成功的秘訣。那年秋天我們在倫敦再次見面。共進晚餐時，他向我提出了一個又一個的問題。

　　在1997年5月的選舉中大獲全勝後，他和他的政黨特意表現謙遜，這要歸功於他本人有自律精神。我在電視上觀察他發表勝利演講和步行到唐寧街10號的情形，整個情況說明他領導的是一個素質良好的班子。我在他獲勝的一個月後到倫敦。我們談論了一個小時，同樣沒有浪費時間噓寒問暖。他一心一意想著在大選中答應選民政府所要做的工作。他是開足了馬力直往前沖，卻沒因為這麼年輕就被推上掌權的地位而沖昏了頭腦。我們談到中國和即將在6月底移交政權的香港。他對這件事採取了務實的態度，不想把因為港督彭定康而產生的糾紛鬧大，反而著眼于中英比較長遠的關係。不出我所料，他出席了政權移交儀式，並同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舉行了會談。

　　一年後，1998年5月我們在唐寧街10號重逢。這時候的他正在全神貫注處理急如燃眉的課題，特別是北愛爾蘭的和平談判。他抽出時間跟我談論一系列其他方面的課題，但是沒有提到雙邊問題，因為也沒有那樣的問題可談。我們的環境已經改變：在防務和安全課題上，新加坡同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聯繫已經超越同英國的聯繫。我屬以英國為中心的一代，我的兒子這一代比較注重美國。顯龍以及跟他年齡相仿的人必須瞭解美國。他們在美國軍校受過訓練，在哈佛、斯坦福等大學完成研究生課程。我活在英國強權之下的時代，顯龍這一代人則必須在美國強權之下的世界中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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