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88)_李光耀

八八

　　1982年，倫敦市封我為「倫敦市榮譽自由市民」。曾經作為前英國殖民地的子民，我對這份殊榮心存感激。他們列出的賓客名單，該請的都少不了，做得非常仔細，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邀請了所有曾經為新加坡面跟我打過交道的英國部長和總督出席，我也受邀列出我所希望能出席觀禮的私交。這一來，我開開心心地同前首相、前部長、前總司令、新加坡的最後一任總督以及許多英國朋友在市政廳一起分享了那一刻，其中包括哈羅德·麥克米倫、吉姆·卡拉漢、哈羅德·威爾遜、亞曆克·道格拉斯一休姆、艾倫·倫諾克斯——波雷、鄧肯·桑迪斯等等。這樣的場面使人緬懷過去。

　　在致答詞的時候，我說：「50年前我在新加坡念小學的時候，我的老師們都認為倫敦是世界的中心，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它是高層次金融交易和銀行業的中心，也是藝術、戲劇、文學、音樂和文化之都。它是全世界的重心……而1939年9月的情況確實如此。當時英國政府決定履行對波蘭的義務，一年前它才敷衍了事地處理了對捷克許下的承諾。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全世界也踏上變革的不歸路……」

　　儀式的一部分是從威斯敏斯特乘坐馬車到市政廳，但是因為發生鐵道工人罷工，造成交通堵塞，結果不得不取消這項安排。工潮問題繼續困擾著英國。撒切爾夫人和煤礦雇員工會的衝突還在後頭。

　　當了多年的總理，加上新英兩國的歷史淵源，我有機會認識英國的各任首相，從麥克米倫開始，一直到布萊爾。

　　麥克米倫屬父輩，相貌舉止全然是愛德華時代顯要人物的派頭，看起來懶洋洋的，卻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對待年輕的殖民地臣民如我，他態度高高在上。休姆爵士是他們當中最友善的——一個真正的君子。從他在電視上的模樣根本看不出他是個多麼敏銳的地緣政治思想家。他或許不夠精明——他自己坦率地承認了這一點，不過卻比兩黨中許多有頭腦的部長有更精闢的見解。

　　各任首相當中，政治手段最高明的要數威爾遜。幸好在他當上首相之前我們已經交上了朋友。我說服他在蘇伊士運河以東多待幾年。那幾年的影響甚大，因為餘下的英軍繼續駐紮在新加坡，直到1975年年中為止。這讓我們有時間厘清跟印尼的關係，而不至於倉促採取日後可能叫我們噬臍莫及的行動。我個人非常感激威爾遜在新馬一家的時期和在以後的日子裡，一直堅定不移地支持我，這一點我在前一冊回憶錄裡已經詳述。他在英國面對的問題是根深蒂固的——教育和技能訓練水準降低，工會不跟資方合作造成生產力下降。六七十年代的工党受職工會支配，無法著手解決這些基本的問題。因此，外界認為威爾遜總是採取應急的措施。為了得到黨的支持，他必須不時地左門右躲，這使他顯得狡猾和奸詐。

　　同威爾遜形成強烈對比的希思倒讓我覺得是個堅定而可靠的人。我最初認識他時，他是麥克米倫的部長，負責談判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事宜，我當時還遊說他，要他協助保護新加坡的地位。威爾遜贏得1964年的大選後，希思成了反對黨領袖，我們就在那個時期成為朋友。通常我在倫敦的話，他會邀請我到他在奧爾巴尼的住所共進午餐，一起談論英國、歐洲、美國和共和聯邦的事務。就英國的未來而言，希思把歐洲的影響力排在比美國與共和聯邦更重要的位置上。

　　他一旦對某項政策做了決定，就不輕易改變主意。即使是在當上首相以前，他已經對歐洲充滿信心。要我從我所認識的英國首相和部長當中挑選一人陪同我執行危險任務的話，我會選擇希思。他是那種不達到目的決不罷休的人。可惜他缺乏振奮人心和感染群眾的能力。同別人單獨相處，他活力充沛，表情十足，可是一上電視他就顯得木衲。處在電子媒體的時代，這對他非常不利。我們一直保持好朋友的關係，偶爾在倫敦、新加坡以及達沃斯等地的國際會議上見面。

　　卡拉漢1948年向劍橋大學的工黨俱樂部發表演講時，我坐在學生聽眾席上。司儀介紹說他是皇家海軍的前上士，不久前剛出任初級部長。他說話時顯得信心十足，大方得體。我在50年代中期到倫敦參加憲制會談時認識他，多年來一直都跟他保持聯繫。由於他是威爾遜在1976年3月辭職後意外當上首相的，年紀也相當大了，因此沒有自己的政治大計。實際上，英國當時的經濟狀況已經惡劣到必須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的地步了，所以他已經身不由己。

　　當卡拉漢還是首相的時候，我曾要求他讓文萊准許新加坡武裝部隊在他們的森林裡受訓。當時，文萊的外交事務還在英國的管轄範圍內。英國外交和共和聯邦事務部擱置這項決定，以免卷人新馬之間敏感的防衛問題。我爭辯說，文萊不久就要脫離英國的管轄了，到時我們同樣能夠得到這個森林訓練學校，何不在英國仍然有權做主的時候答應下來似便在文萊獨立時，這項協議成為當地政治現實的一部分。卡拉漢答應了，於是我們在1976年末設立了我們的森林訓練學校。

　　卡拉漢的工黨政府面對曠日持久的經濟問題，包括高失業率，最後選擇了保護主義的立場。1977年4月，已經受封為終身貴族，不再擔任部長的喬治。湯姆森，以卡拉漢個人特使的身分前來問我，是不是要在6月的共和聯邦會議上向英國領袖提出雙邊課題。我說，雙邊糾紛不宜在英女王加冕的銀禧紀念慶典上提出，不過，我抗議英國說服德國促使歐洲經濟共同體阻止由新加坡製造的袖珍型計算機和黑白電視機進口，而且事前沒有跟我們商量。我指出，我們的袖珍型計算機是利用了美國高科技製造的精密產品，遠勝英國技術。停止從新加坡進口這些產品意味著英國必須以更高的價格向美國購買同樣的貨品。至於設在新加坡的日本公司所製造的黑白電視機，情況也一樣。後來，英國撤銷了貿易壁壘，因為事實證明，保護主義保不了英國人的飯碗。

　　卡拉漢曾經問我：「日本人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他們像螞蟻般地工作，拼命增加出口量，卻從不進口產品。」他對日本人抱有西方人的成見，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不人道行為加深了這種看法。他不瞭解他們。跟後來的撒切爾夫人不同，他不以為引進日本投資能使英國重振工業。他對非洲、印度和共和聯邦的其他成員更憾興趣。他的世界觀局限于君王和帝國。

　　在共和聯邦政府首長會議舉行期間，他給足機會讓非洲領袖暢所欲言，特別是針對羅得西亞和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發表意見。他是個典型的英國工党領袖，有工人階級的背景，本能使然地總是為那些受到欺壓剝削的百姓出頭。然而在面對艱難的決定時，他也有冷靜的頭腦，例如他要所領導的工党政府嚴格執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出的苛刻條件，以便換取拯救英鎊危機的援助配套。

　　卡拉漢的強處是處理問題採取穩紮穩打的手法，解決問題從不多搞花樣。他對工會忠心耿耿，卻被工會搞垮了他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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