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76)_李光耀

七六

　　※19、東盟的未來

　　到了80年代中期，東盟作為理性的第三世界組織的聲譽日隆，逐漸成為發展中世界最有活力的區域組織……東盟定期對話的對象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開始，接著是日本、美國和西歐國家。東盟逐漸發展成一個深具凝聚力又能貫徹始終的組織。對主要課題也採取一致的立場。越來越多國家要求成為東盟常年會議的對話夥伴，討論政治和經濟課題。但是成員國都知道在經濟合作方面的進展將會非常緩慢。我們之所以聯合起來，主要是出於政治考量，就是為了尋求穩定與安全。東盟的成立固然成功地加強了區域的安全與穩定的意識，實質的有形的進展卻一如先前所料，沒有多大作為。1972年4月，我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五屆東盟外長會議上發表演講時提醒大家，東盟擬議的合作項目之多，同最後真正落實的寥寥幾個項目，在數量上根本不成正比。我們每年總會提出約一兩百個建議，最終付諸實行的往往只有區區十幾二十個。

　　1975年4月底，西貢淪陷。東盟必須更有效地發展經濟，以減少國內的不滿情緒。1975年9月，在巴厘島同蘇哈托進行雙邊會談時，我嘗試說服他在印尼主持的第一屆東盟峰會上為東盟制訂經濟目標，推行貿易自由化政策。從每個成員國在一些選定的項目上減少10％關稅做起，最終把東盟發展成自由貿易區。我以為他支持這個意見。為了讓這次峰會取得成功，我們同意集中討論一些能夠凸顯區域團結的課題，「而把可能引起分歧的爭論點擱置一邊。

　　蘇哈托的親信莫托波後來告訴我們的大使李炯才，蘇哈托同我見過面後，受到技術官僚力阻，勸他不要接受自由貿易。自由貿易讓人聯想起一個誰都可以參與的自由競爭，印尼將在這場競爭中成為其他東盟國家貨品的傾銷市場，反而不利於自己的工業化進程。

　　不過，從政治上說，1976年2月在巴厘島舉行的峰會卻是成功的，東盟在一個極度不安定的時刻展示了團結精神。對印尼這個東道國來說，這次峰會還有個額外收穫。峰會是在印尼佔領東帝汶而引發危機後緊接著舉行的，它有助於改善蘇哈托的國際地位。只是蘇哈托在這些正式的峰會上往往深感不自在。他只會說印尼語，無法用英語流暢自如地同別人交流。他比較喜歡雙邊會談，這麼一來他就能夠用印尼語侃侃而談，眉飛色舞。到80年代末期，他已能用一些英語詞匯和短語來表達自己的意思。第二次峰會於1977年在吉隆坡舉行，我再次看出他的不自在。所以下一屆峰會要在隔了10年之後，才於1987年在馬尼拉召開。輪到新加坡主辦峰會時，那已是1992年了，當時我已不是總理，所以沒有參加。

　　雖然我們沒能成功降低東盟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稅，但是，東盟各國部長和官員之間定期而頻繁的會議，使得個人和合作關係更加密切。這種良好關係，有助於使雙邊問題在演變成外交部之間正式照會以前，就先通過非正式途徑解決。官員和部長們建立起某種工作方式，使爭端即使沒能獲得解決，也不會公開加以宣揚，大家都逐漸養成一種合作的態度。他們總會在見面協商時打高爾夫球，在揮杆間互探對方的觀點和建議，即使意見被推翻也不在正式會談時出現爭執衝突的情況。他們也會在晚宴後一起唱歌，每個部長都有義務引吭高歌一曲家鄉歌謠。

　　新加坡的部長們在國內沒有公開演唱的習慣，總是覺得難為情。菲律賓人、泰國人和印尼人則都是天生的表演家，唱歌原本就是他們競選活動中少不了的一環。外國使節恐怕要覺得這種活動毫無意義可言。事實上，這種活動對消除隔閡是必要的。我們這些在地緣上靠得這麼近的鄰居，實則形同陌生人，畢竟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殖民統治的不同勢力範圍把我們隔離開來，互不來往。正是通過這些定期的會晤協商，通過這些在議程中同等重要的商務和消閒活動，才養成相互合作、彼此妥協的習慣。東盟官員總會設法避免發生衝突，以尋求共識為目標。即使無法達成共識，也必會尋求妥協原諾相互合作。

　　東盟成員國在面對發達國家的時候，自然而然地會齊心協力。同美國人、歐洲經濟共同體中的歐洲人以及日本人協商時，我們認識到政治合作的重要性。對這些工業國來說，他們比較喜歡以東盟作為一個整體來處理同東盟的關係。他們鼓勵東盟在一些國際論壇上採取理性而溫和的立場，爭取實際的成果。他們也希望其他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區域集團能效仿東盟的務實做法。

　　一個例子可以反映出東盟組織對成員國的重要性。1978年10月，澳大利亞嘗試改變民航條例，宣佈了新的澳大利亞國際民航政策，在新政策下，只有昆達上航空公司和英國航空公司的客機能夠在澳英之間往來載客直航終點，而且機票格外便宜。中間站如新加坡和其他東盟國家的首都，則被排除在外。因為直達機票以特價銷售，乘客不能途中停留。澳大利亞人也打算減少作為中間站的東盟國家的航空公司的載客量，並且削減新加坡航空公司來往澳大利亞和英國之間的班次。他們也不准泰國航空公司。

　　印尼人因為對澳大利亞官員的傲慢態度感到憤怒，恫言如果澳大利亞人堅持實行新國際民航政策，印尼將不允許澳大利亞飛機飛人印尼領空。澳大利亞外長皮科克為了緩和情況，專程訪問新加坡。澳大利亞後來同意讓新航維持原來飛往澳大利亞的載客量和航班，也允許其他東盟航空公司增加載客量。團結就是力量，在這次事件中得到充分的體現。

　　1978到1991年之間，越南佔領柬埔寨，使東盟的團結面臨嚴峻考驗。越南人在1978年12月25日攻入柬埔寨後，拉賈拉南身為新加坡外長，主動提出於1979年1月12日在曼召開東盟外長特別會議。在一份聯合聲明中，東盟外長同聲譴責越南的侵略行為，呼籲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柬埔寨。而後，當越南繼續向柬埔寨挺進直逼泰國邊界時，形勢益發危急，直至於1979年2月中國自衛反擊戰打響，才穩住了局勢。但是在這之後，問題卻在於如何制止由越南人在金邊一手扶植的韓桑林政權，強行把波爾布特領導的紅色高棉政府逐出聯合國。紅色高棉滅絕自己族人的行為引起了全世界的深惡痛絕，但是要想不讓越南人的傀儡政權受到國際承認的話，除了支持紅色高棉政府，我們別無選擇。

　　拉賈拉南是個天生的社會改革運動鬥士。越南侵人柬埔寨，給了他一個很好的理由發揮他的理想主義。他寫了強而有力的備忘錄，傳送給不結盟國家，詳細說明越南這個東南亞的普魯士怎麼欺人太甚，對國土面積還不及越南十分之一、柔弱溫和的柬埔寨人怎麼地極盡蹂躪和欺壓。拉賈拉南的性格討人喜歡，既不傲也不畏縮，總是友善熱情、誠意十足。他所做的努力，使身在紐約的許通美，以及來自其他國家的大使和官員，能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會議上更理直氣壯地爭取支持，反對越南。最難得的是，拉賈拉南還能同時做到不讓印尼外長莫達感到難堪。莫達奉了總統之命，不孤立越南，因為蘇哈托希望有個強大的越南，足以抵禦中國向南擴張勢力。拉賈拉南和馬來西亞外長利道了雙雙勸服莫達，至少不反對泰國的政策，避免影響東盟的凝聚力。孤立越南的政策持續了整整10年，拉賈拉南在這段期間可說是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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