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72)_李光耀

七二

　　我們的基礎設施工作團在1992年9月訪問越南。他們向越南政府提出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後來被採納了。我們設立了一個援助中南半島的1000萬美元基金，為他們的官員提供技術訓杜梅在1993年10月訪問新加坡，對新加坡高水準的建築與基礎設施感到驚訝。他參觀職總平價合作社時，對我們的工人擁有豐富多樣的消費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1990年俄羅斯總理雷日科夫來訪時一樣。

　　一個月後我進行回訪時，從他的官員那兒發現他曾經指示政府機關向新加坡學習，並且盡可能優先考慮新加坡投資者所提出的項目。但是，我們的投資者卻發現，儘管簽署了多項協定，卻無一真正落實。實際情況是越南低級官員利用這些投資計劃向其他商人榨取更多好處。

　　杜梅曾是越南最重要的人物。他體型高大，闊臉大鼻，膚色黝黑，筆直的頭髮從旁邊直梳到兩側，看起來整齊乾淨。他穿的是越南式的毛裝，而不是像武文傑那樣穿西裝。他不像武文傑那樣滿腦子改革，卻也不如國家主席黎德英將軍那般保守。他是黨內兩派的平衡力量，也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言論集譯成越南文他說在新加坡時，有人送了我的兩本書給他。他找人把我的言論集從華文翻譯成越南文，並且從頭到尾讀了一遍，在有關經濟課題的關鍵段落底下畫線，然後把它分發給所有重要的幹部和部長閱讀。他睡得很少，從半夜到淩晨三點，做半小時運動，然後閱讀到上午7點30分，才開始工作。我們的大使館職員告訴我，我的言論集譯成越南文後已在書店裡出售。越南似乎還沒聽說過版權這回事。

　　他問起我該怎麼吸引更多投資，我建議他們改掉遊擊戰中養成的習慣。獲胡志明市當局批准的南方發展計劃，還得再經過不熟悉情況的北方河內官員的批准，這根本是在浪費時間。此外，河內中央政府所批准的工程項目又經常在地方政府那一層受阻，因為地方當局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杜梅哀傷地談起越南的悲情歷史。其中1000年同中國交戰，另100年同法國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抗，然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為獨立而戰。他們得和日本人、法國人、美國人，還有後來的波爾布特集團作戰。在140年的歲月中，越南同其他國家作戰取得勝利，終於解放了自己。戰爭留下的創傷很深，工業薄弱，科技落伍，基礎設施很差。我同情地對他說，越戰對越南對美國都是個悲劇。他歎息一聲說，要不是這一場戰爭。越南也許已0發展成像新加坡一樣的現代化國家了。

　　我一再向他保證，越南終有一天會發展得比新加坡更好。我看不出目前的和平與穩定為什麼不能長久持續下去。東亞已經從過去40年的經歷中吸取了教訓，戰爭根本不會帶來什麼好處。朝鮮和越南兩場大戰、柬埔寨的遊擊戰，沒有人是勝利者，大家都是受害人。杜梅難過地表示同意。

　　實際上，越南人已經在進步了。部長和官員都因為同外國人0有更多接觸，得到更多關於自由市場經濟的資訊，所以較能瞭解舊由市場的運作方式。市面更加活躍，商店、外商、酒店比以前更多，這一切都反映了胡志明市和河內的繁榮景象。

　　1995年3月間，我另一次訪問越南時。第一副總理潘文凱主持了關於經濟改革問題的討論。他素以希望加速改革步伐見稱。我們的投資者正面對錯綜複雜的問題。我告訴潘文凱。真要吸引投資者，他就必須讓這些最先前來的投資者感到受歡迎。他們既已把資產固定在越南的領土上，理應獲得必要的援助使投資成功。要是把在越南有固定資產的投資者都當成俘虜一樣看待，肯定會把其他投資者都嚇跑。他們的官員對付投資者，就像對付美國兵一樣。把他們看做隨時準備突襲並予以消滅的敵人。我的意見是。應該把投資者當成值得珍惜的朋友。需要有人引導他們走出迷宮似的官僚體制，避免遇到地雷和陷阱。

　　我舉了一些我們的投資者面臨困難的例子。新加坡的一位房地產發展商，當時正在河內建造一座旅館。居住在工地附近的約30戶人家對噪音和惱人的震動提出投訴。他答應每個月給每戶賠償48美元。在大家達成協議後，另外200戶人家也來要求賠償。發展商決定用不同的方法打樁，以免產生噪音和地面震動，但是他們不允許他這麼做，因為他所持的是只適用於舊機器的許可證。

　　另外，新加坡電信與胡志明市郵電部門簽訂過一個聯合投資無線電傳呼服務的協定。在這個協定下，經過一年的試驗，他們可以申請一張十年的執照。新加坡電信在投下100萬美元讓這個系統投人服務後，胡志明市郵電部門卻建議從他們手中收購擁有權。我告訴武文傑總理，100萬元事小，但是原則事大。如果他們背信棄義，不遵守合同，新加坡商人將對他們失去信心。後來可能是武文傑總理進行干預，讓計劃順利進行，只是原來的協定還是做了一些更動，幾個重要的問題也依然懸而未決。

　　從外國投資者那裡得到的反饋，顯示我的意見起了作用，越南官員如今比較肯幫助人了。一家德國大公司的總裁從越南續程到新加坡時，告訴我他們還為他提供了一位嚮導。我滿意地微笑了。

　　不過，開放後接踵而來的社會弊病，使越南的高層領導人依然為它擔心，惟恐在政治上失去控制，因而放慢了開放的步伐。他們不像中國那樣，中國大多數省市長都年輕得多，受過大專教精。負責治理越南城市與省份的高層人士，都是過去的遊擊隊指揮官。他們讓蘇聯和莫斯科所發生的事嚇壞了，也不能苟同蔓延到中國沿海城市的社會罪惡。這不是他們所要爭取的。

　　1993年我向武文傑總理和他的班子建議，他們應該把遊擊隊中的這些老戰士提升到重要的顧問位置上，而讓年紀較輕的官員，尤其是那些接觸過西方的官員，負責日常事務。他們需要更瞭解市場經濟，更能使外國投資者認同的人。問題是老將們打過仗、報過捷，是掌權說話的人，要以他們的方式建國。我相信年輕一代接班後，越南的經濟會發展得更快。1997年9月，領導層出現了一次重要變動，副總理潘文凱升任總理，取代武文傑，而副總理陳德良取代黎德英將軍為國家主席。這些都是使領導層年輕化的重要步驟。這一代人到過更多國家，看過真正的世界，清楚地知道越南同周邊國家比起來，遠遠地落在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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