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71)_李光耀

七一

　　12年後，1990年，在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上，越南第一副總理武文傑要求同我會面。他希望我們拋開歧見，進行合作。我對他們12月侵佔柬埔寨以來所浪費的時間表示遺憾。除非紛爭得以解決，否則我們不可能建立政府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武文傑說，越南有許多投資機會，他已經批准發出100多張投資許可證給外國公司。我回答說，不論投資許可證有100張還是1000張，除非美國指示世界銀行給越南提供無條件的低息貸款，讓它進行重建，同時美國的大銀行認為在越南投資的風險是可以接受的，否則越南經濟起飛不了。不過，一旦越南撤出柬埔寨，我們就會恢復中斷的關係。

　　1991年10月，越南和其他有關各方在巴黎簽訂了柬埔寨衝突全面政治解決協定。一個星期後，已經成為總理的武文傑到新加坡訪問。雖然我已不再擔任總理，我們仍在我的接班人吳作棟總理款待他的晚宴上見了面。宴席將散，他起身向我走來，像共產黨人慣常所做的那樣半擁抱著我，問我願不願意幫助越南。我說，怎麼幫？做他們的經濟顧問。一時之間我啞口無言。從他們侵佔柬埔寨以來，我一直是他們猛烈抨擊的對象。回過神來後，我告訴他，我只有管理一個城市國家的經驗，從未管理過像越南這樣擁有6000萬人口，多年來飽受戰火摧殘的國家，而且實行的是必須轉變為市場經濟的共產主義制度。他楔而不舍，並且過後還送來兩封信。

　　在互相通信後，我同意訪問越南，不以顧問的身份，而是同他們一起討論，集思廣益，研究如何轉向自由市場經濟。我在1992年4月訪問河內時，我們的關係完全改變了。在裝飾華麗。正中央擺放著胡志明半身像的會議室裡，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同武文傑和他的內閣部長、高級官員進行討論。他們準備了5個問題，先是問越南在推行現代化時應該著重於什麼商品、什麼市場，以及同怎樣的夥伴合作。我回答說，這個問題本身就暴露了他們長期經歷中央規劃所形成的思想傾向，因為他們事先假定會有特定的商品、市場或者夥伴，能協助他們轉型。我建議他們研究臺灣和韓國從農業社會轉型成為新興工業社會的過程。

　　我說，利用越南南方，尤其是胡志明市（也就是過去的西貢）作為全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是上策。共產主義在北越推行血年，在越南南方則只有16年。南方人民熟悉自由市場經濟，要回復舊的制度並不困難。他們最好的催化劑是那些流亡海外的人，即在1975年後離開，在美國、西歐和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的商界闖出一番天地的越南難民。他們一定願意協助自己的家庭和朋友，應該把他們找回來，為啟動南方的經濟盡力。

　　武文傑似乎被這個建議吸引了。他本身是南方人，但是其他資歷更老的領導人要的是南北均衡發展。他們內心都有個隱憂：這些散居海外的人會帶回顛覆思想，或者同像美國中央情報局那樣的外國機構有聯繫。經過數十年捉迷藏式的遊擊戰爭後，他們總是懷疑每個人都圖謀不軌。

　　武文傑在我臨走前從河內飛到胡志明市同我會晤。他請我每年去一趟，說我是一個真正的朋友，因為雖然有些話聽來刺耳，我給他們提出的卻是誠實和誠懇的建議。我答應兩年內再訪越南。在這段期間，我會派一個工作團前去研究他們在基礎設施方面的不足之處，並且對他們的海港、機場、公路、橋樑、電信和電力的建設發展提出建議。

　　我們決定拋棄前夕嫌我們的官員相信他們之所以要同我交往，是希望接近東盟，在面對中國時更有安全感。新加坡在柬埔寨問題上，曾經是反越聲音中最響亮的一個。他們能同我們恢復正常關係的話，將會加強外國投資者的信心。我們決定拋棄前嫌，盡力協助他們適應市場經濟，以便彼此成為和諧共處的東盟夥伴。

　　在河內的時候，我要求會見範文同。儘管已經退位，他還是在他們的官邸同我會面。那是一座20年代建成的舊式石砌的建築物，過去曾經是法國總督的辦公室。範文同在大門樓梯口跟我見面，身體明顯虛弱了，但仍費勁地直立著，再腳步蹣跚地走到有段距離的椅子旁。因為他怕冷，他們把冷氣機關掉了。他雖然體弱，說起話來卻依然十分堅定有力。他憶述我們在新加坡的那次會談，說過去的已成過去，越南歷史正掀開新的一頁。他對我前去幫助他們的情誼表示感謝。

　　越南領導人是很特出的一群。武文傑雖然說話溫文，但是作為共產黨地下鬥爭者，他的背景顯然同表面的溫文背道而馳。他們是讓人畏懼的對手，意志堅定，鬥志高昂。

　　在寫給內閣的短箋中我形容越南在改革開放了6年後的慘狀。雖然如此，越南人還是精力充沛、資質聰穎的民族，基層基本上都是尊崇儒家思想的。我相信再過二三十年，他們將會振興起來。每一個會議都準時開始、準時結束。他們都是非常認真的人。

　　同我在胡志明市見過面的總理武文傑和前總書記阮文靈都說過，他們必須針對市場經濟這個課題對於部們進行再教育。一位在胡志明市的外國銀行家告訴我，因為人才外流情況嚴重，越南面對受訓人才短缺的困境。

　　他們的許多行為和做法依然是非常共產式的。我們第一大經過上下午兩輪討論過後，武文傑仍然不置可否。在這兩個會議之後，他們帶我去見總書記杜梅。從我跟總理分手到同杜梅見面的20分鐘裡，相信杜梅已經聽了這兩輪討論的彙報。武文傑必定是在我同杜梅見面後得到杜梅點頭批准。所以在當晚的宴會演講中，重提我談到的一點。早些時候，他對此還不置可否，那就是越南不應該有太多國際機場和海港，而應該集中建造一個大型的國際機場和一個大型的國際海港，以便納入世界機場與海港的網絡。

　　我們討論了他們不斷虧損的國營企業。他們要把這些國營企業私有化，或者轉賣給員工或其他人。我解釋說，這個方法並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關鍵在於有效的管理。新加坡航空公司也是百分之百由政府經營，但是它效率高，利潤也高，原因在於它同樣必須面對其他國際航空公司的競爭。我們政府不給予津貼。賺不到錢的話，它同樣得關門。我建議他們在把國營公司私營化的過程中引進海外機構，以注入管理的專門技巧，為新科技提供外來資金。管理制度上的改變是必要的。他們需要同外國人合作，從實踐中學習。單在國家內部進行私營化，只把企業賣給自己人，並不能達到這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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