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61)_李光耀

六一

　　我和蘇哈托的交情，克服了印尼人和新加坡華人之間的無數偏見。70年代至80年代這個時期，我們幾乎每年都要見一次面，保持聯繫，交換意見，討論種種新出現的課題。例如，我向蘇哈托解釋，語言和文化是非常棘手的情緒問題，不得不敏感地謹慎處理。英文縱使是每一個新加坡人的共同語言，「推廣華語運動」還是不得不推行，因為新加坡華人至少說7種不同的方言。原籍馬來西亞或印尼的新加坡馬來族人民，同樣放棄爪哇語、布央語和噀他語，轉而一律使用馬來語。至於新加坡華族觀眾在印尼與中國的羽毛球賽中為中國隊喝彩一事，不過是一些大聲喧嚷的親中國群體的愚蠢行為。他們甚至在新加坡乒乓選手與世界冠軍中國選手比賽時，也向自己的選手喝倒彩。我說久而久之新加坡華人在思想意識上將會變成新加坡人，這樣的看法他接受了。

　　發展巴淡島蘇哈托要把巴淡島發展成為第二個新加坡。那是新加坡以南20公里外的一個島嶼，面積是新加坡的三分之二。1976年，他建議我協助印尼發展巴淡島。當時島上缺少基礎設施，只住了一小批漁民。他把發展巴淡島的重任交由剛受委的科技顧問哈比比博士處理，委派他來新同我會面。我鼓勵哈比比利用新加坡推動巴淡島的發展，不過向他解釋先得把島上的公路、水電和電信等基礎設施都發展起來，並消除行政瓶頸。如果他能爭取印尼經濟部長和貿易部長撥款資助這項工程，我答應免去新加坡和巴淡島之間人們和貨物往來的一切繁文，方便巴淡島接駁新加坡的經濟動力網絡。

　　但是，真正在巴淡島進行投資的，必須是商人本身，他們得自行判斷什麼是可行的，什麼是有利可圖的。印尼新聞界花了好幾年時間才瞭解這個道理，因為印尼的主要計劃，無論是鋼鐵廠、石油化學廠或水泥廠，向來都是政府的投資成果。我必須再三解釋，新加坡政府只能推動新加坡和巴淡之間資金、材料和人臨的流通，我們可以鼓勵企業家進行投資，但是無法指示他們應該怎麼做。我嘗試說服蘇哈托讓所有只生產出口產品的投資商在巴淡享有100的外資股權。

　　1989年10月我們重逢，蘇哈托表示願意讓純粹生產出口產品的公司，在首5年內享有100％的股權，5年後則須把部分股權撥給印尼。這一優惠雖不比新加坡所提供0的條件吸引人，卻足以吸引一些漸感新加坡營業成本增加的工廠，把基地轉移到巴淡島去。其中一家政聯公司新加坡科技工業有限公司。同印尼集團合資，在巴淡島開發一個占地500公頃的工業園，積極爭取跨國公司和本地工業家進場。這項工程果然取得成功。到1999年11月，工業園吸引的投資額已達15億美元，所雇用的印尼員工超過7.4萬名，即使金融危機在1997年降臨印尼，它依然不斷壯大。繼巴淡島發展成功之後，鄰近的民丹島和吉裡島隨後也展開合作計劃。

　　蘇哈托總統這時建議我們把每年到新加坡遊玩的700萬名旅客也引介到印尼去。新加坡於是全面參與印尼的旅遊業發展，新加坡航空公司因此有權直飛新、印聯合開發的各個旅遊景點。當然。凡事總有其負面影響。我們的合作夥伴都以印尼華裔居多，不滿的情緒也因此暗流洶湧。我們也想尋找土生土長的印尼人一起合作，但是談何容易，印尼的成功企業家都是華裔。不過最後總算也跟幾個地道的印尼商人合作發展了聯營企業。

　　每一次碰面，我和蘇哈托總會儘量抽時間進行「四眼會談」。兩人在這個時候總能暢所欲言，無所不談，我能提出任何主意試探他的反應，他也能當場拒絕而不會覺得尷尬。友好關係和信任就這樣建立起來。我曾向他保證，新加坡不會趕在印尼之前同中國建交。所以當初決定同中國互設商務代表辦事處，我事先親自向他解釋，這不過是為了促進貿易，不等同於外交層次上的代表性。他接受了我的解釋。

　　到了80年代中期，印尼對新加坡的看法徹底改變：新加坡不只遠非中國的支持者，實際上還堅持維護東南亞大家庭的利益。新、印的經濟關係也逐漸改善。印尼對一切船隻開放所有港口，放寬出人口條例，有關印尼產品被私運到新加坡的疑慮也煙消雲散。當然，緊接著又出現新問題；如今是投訴印尼商人把電器和其他耐用消費品從新加坡走私到印尼去，逃繳稅率高的進口稅。只不過這是印尼海關方面的問題，怨不得我們。同樣地，新加坡扮演中、印貿易中間人所引起的紛爭，也隨著印尼打開與中國直接進行貿易的大門而終結。

　　我和蘇哈托之間的高層友好關係，促使80年代擔任印尼國防與安全部長的本尼。穆爾達尼提呈建議，並進一步落實在蘇門答臘北幹魯鎮附近聯合開發錫亞布空軍武器試射場，供兩國空軍使用的計劃。1989年，這個武器試射場由兩國國防部隊總長共同主持開幕儀式，標誌著新印在防務聯繫上邁進了一大步。

　　1989年2月，我在裕仁天皇的葬禮上見到蘇哈托，他告訴我一個可能促使印尼同中國複交的局勢新發展：中國願意明確而公開地表明，無論在黨與黨或政府與政府的層次上，都絕不干預印尼內政。印尼在1990年8月與中國恢復邦交，同年10月，我到北京，新加坡也跟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1990年11月，在卸下總理職務前幾天，我到東京出席明仁天皇的登基典禮時，又跟蘇哈托碰頭。蘇哈托夫人想不通為什麼我在身體仍然健壯，年紀還比她丈夫小三歲的情況下，願意退位讓賢。我解釋說，新加坡自建國以來未曾更換過總理，能在條件最理想的時候選擇適當的時機退位，應該是較妥當的做法。從1965年開始，這些年來新、印雙邊關係由一開始彼此試探和瞭解，到學會怎麼和平共處，其間總有新問題有待解決，而總能解決、回避或擱置，以後再談。如今回首，換了個性格脾氣跟蘇加諾較相近的人當印尼總統的話，要同他們建立密切的關係並進行合作，必定有困難；對印尼，甚至整個東南亞區域來說，這段歷史恐怕也要改寫了。

　　蘇哈托的兒女們蘇哈托夫人在1996年4月逝世。同年11月我和內人前往探訪，見到的是一個孤寂淒苦的蘇哈托。1997年6月，我們又在雅加達重逢，蘇哈托雖然已經恢復平靜，身邊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兒女們變得更親近他。1996年8月18日，我們到文萊出席皇室婚宴見到了蘇哈托的女兒，個個渾身珠光寶氣。芝向新加坡駐文萊大使的夫人提起印象中從沒見過她們這般打扮。大使之前派駐雅加達多年，大使夫人跟隨丈夫在那裡待久了，跟蘇哈托的女兒相當熟識。她說，蘇哈托夫人在世時管住她們，母親死後沒了約束，她們就開始炫耀自己的珠寶首飾。

　　印尼盾爆發危機，是大家都始料不及的。泰國中央銀行在1997年7月2日停止扶持泰幣後，基金經理個個驚慌失措，拼命拋售區域貨幣和股票，導致金融危機一發不可收拾，區域國家的貨幣無一倖免。印尼財政部長採取明智的措施，促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面幫忙。他在同年10月底跟基金組織談妥條件之前，蘇哈託派特使來向吳總理尋求支持，以加強印尼的談判籌碼。吳總理先找我和財長胡賜道商量，然後把這事提交內閣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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