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59)_李光耀

五九

　　1966年6月，蘇哈托的地位已經相當穩固，足以同時結束印尼跟新馬之間的對抗狀態，雙邊關係則還要一段時日才恢復正常。印尼隨即在We年6月和7月間，派經濟代表團到新加坡考察，然而這個動作主要在於宣傳，沒有多少實質意義。8月間我們派出一個貿易代表團回訪。直至有了所謂的「1.5億元和解」，新印兩國才算在心理上靠近一步。我們答應初步提供這筆私人商業信貸給印尼貿易商，並允許印尼國營銀行「印尼銀行」重新在新加坡開業。我們同意在平等基礎上恢復雙邊貿易，對方則重新開放所有港口，供新加坡船隻使用。印尼也答應在修訂國內法律後，允許新加坡銀行在當地設立分行，但是這個承諾遲至叨年代才真正落實。（那些在印尼成功開業的新加坡銀行卻倒黴了。進入1997年，還不到6年時間，它們就被印尼金融危機拖累，貸款能否收得回來還是個未知數。）

　　迷宮般的政體基本的障礙使新、印關係不容易恢復：政治、安全和經濟課題上的誤解，還有領海分界、海上航道和雙邊貿易管制上的分歧。印尼稱為「走私」的活動，在新加坡奉行的自由港政策下卻完全合法，我們不可能當他們的海關人員。我們無法完全認清他們，結果花了很長時間，學習如何應付這樣一個迷宮般的政體。有好幾年時間，新、印外交關係的進展非常緩慢，絲毫談不上融洽。印尼老愛擺出一副老大哥的姿態。

　　1968年3月，馬利克向新加坡的印尼僑民發表演講時透露，他已向我做出保證，1971年英國撤軍後，印尼會隨時準備保護新加坡不受共產黨入侵害。他說：「我們將保護他們（東盟區域的2億人口），即使來襲者是成吉思汗。」馬利克在結束訪問時所發表的聯合公報，遣詞用字就比較委婉含蓄：「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政的基礎上，加強現有聯繫。」

　　數月後，在1968年10月中旬，我們吊死兩名印尼海軍陸戰隊隊員，新、印關係急轉直下。這兩人於1964年在烏節路滙豐銀行分行門前引爆炸彈，導致3人喪命，因而被判處死刑。印尼的反應比我們所預料的激烈。400名身穿制服的學生，闖入新加坡駐雅加達大使館和大使官邸，掠奪洗劫一番。使館外面站崗的印尼軍隊偏在這個時候自動消失，不知去向。外長馬利克籲請民眾保持冷靜，並聲言不想向新加坡進行報復！要求全面抵制船運和貿易活動，重新檢討雙邊關係的呼聲此起彼落。對新加坡的電信服務也中斷了5分鐘。新加坡另兩個外交官邸，也遭學生暴徒洗劫。憤怒的情緒一發不可收拾，在中爪哇的泅水和蘇門答臘的占碑，演變成反華暴亂，連累了當地華裔。

　　可是到了10月底，事態發展似乎漸趨平息。馬利克公開警告，切斷同新加坡的貿易聯繫對印尼有害無益。他針對印尼海港設施條件惡劣的情況說：「我們應該考慮自己的有限能力。」接著又表示不希望這場爭執損及東南亞國家聯盟內部的和諧，擔心印尼的國際形象會受到打擊。此後，印尼局部解除了航運禁令。到11月初，所有限制全部撤銷。11月底，印尼國會一個3人代表團奉命到新加坡訪問，務必使兩國「冰釋前嫌，既往不咎」。

　　兩國關係解凍得非常緩慢。1970年7月，我們委派李炯才出任駐雅加達大使。朋友之間稱他為KC的李炯才，語言能力很強，印尼話說得很流利，對印尼文化藝術也有濃厚興趣。他下足苦功，成功地同多名與蘇哈托最接近的印尼高級將領打交道。他們都想多瞭解新加坡，並發現李炯才是個友善而交遊廣闊的中介人。慢慢地，他和這些將領建立了個人之間的瞭解和信任。

　　同年9月，我跟蘇哈托在盧薩卡不結盟高峰會議上初次碰面。過後我到他下榻的別墅拜訪，雙方談了半個小時，先說些輕鬆打趣的話，然後討論就柬埔寨局勢和越南問題所該採取的立場。他徵求我對美國介人越南事務的看法，耐心聆聽我的分析。我說，美國一旦撤軍，對本區域穩定的衝擊非同小可。共產勢力一旦在越南和柬埔寨獲得勝利，很可能使泰國改變態度。調整和適應新崛起的強權是泰國一貫奉行的政策。蘇哈托總統同意我的看法。我們發現彼此對本區域的危機和發展，有一些不謀而合的見解。作為開端，這半小時的短暫會晤還算不錯。

　　1971年4月，蘇位諾。胡馬丹尼少將來新加坡同我會面，這可是一大進展。他相信超自然現象，是蘇哈托在精神和神靈事務方面的心腹。據李炯才報告，面臨重大抉擇的時候，蘇哈托總會在胡馬丹尼陪同下，到一個特別的山洞冥想一番，然後才做出決定。我和胡馬丹尼用印尼語交談了一個小時，雖未涉及什麼重要課題，但是替將軍做筆記的助手告訴李炯才，將軍對這次會晤十分滿意。他原以為我為人「強悍、勢利又傲慢」，結果發現我其實是個「友善、直率而善良」的人。

　　1972年3月，就在胡馬丹尼訪新一年後，印尼國家安全局局長蘇米特羅中將，也在李炯才的安排下，靜悄悄地前來進行私下訪問，印尼駐新大使完全不知情。他不希望印尼外交部獲悉自己為總統執行這項秘密的任務。蘇米特羅開門見山地用英語和我交談，表明蘇哈托希望確切知道新加坡在某些課題上的立場，而且要聽我親口說出來。

　　他闡明印尼對馬六甲海峽的立場，認為其控制權應該歸沿岸國家所有。我說，幾個世紀來它都屬國際水域，也是新加坡賴以生存的基礎。新加坡願意跟隨印尼和馬來西亞，實施國際組織所建議的安全措施。但是任何企圖掌管海峽或實施通行費的行動，都可能導致同蘇聯、日本或其他海運大國產生摩擦，這樣的情況，新加坡絕不願卷人。蘇米特羅回答說，印尼將採取措施維護對馬六甲海峽的主權，蘇聯如果來硬的，印尼將毫不猶豫地以正面對抗。想必是因為我流露了無法被說服的表情，他再以認真的語氣補充說，蘇聯人大可嘗試強佔印尼，但他們絕不可能得逞。

　　一個月後，蘇哈托派遣印尼內閣最資深的部長，也是負責國防與治安事務的將領龐加貝安將軍來見我。他是蘇門答臘的巴達克族人，說話直截了當，不拐彎抹角，舉止跟蘇哈托總統那種沉默低調的中爪哇人的特色截然不同。他認為印尼浪費了許多本該用來致力發展經濟的寶貴時間，武裝部隊的建設如今必須排在國家經濟發展之後。他希望經濟上發展較先進的新加坡，可以輔助印尼的需要。我向他保證，印尼的經濟發展符合新加坡的既得利益。印尼在1972年10月邀請吳慶瑞前去訪問，因為他們知道吳慶瑞是我最親近的同僚。

　　據吳慶瑞觀察，我和印尼軍方3名最高將領會晤後，印尼不再像過去那樣疑心重重，加之新加坡情報首長SR納丹同印尼國家諜報機構主任蘇圖波。尤沃諾中將經常接觸，印尼發現，對重大課題的看法，新加坡跟他們一致。一切準備就緒，為我在1973年5月到印尼訪問鋪平了道路。整個過程經過精心籌劃。李炯才引述3名印尼將領的話指出，「真摯的友誼還得逾越一道嚴重的心理障礙」。要和蘇哈托總統建立真摯的交情，兩名海軍陸戰隊隊員被處以絞刑正法一事，非得通過某種外交姿態，解決「爪哇人對靈魂，對清白良心的信仰」這個癥結，從而圓滿地畫上休止符不可。他們建議我到嘉裡巴達印尼國家英雄墓地出席官方安排的獻花圈儀式時，向1965年在政變中遭殺害的將軍致悼後，也到兩名海軍陸戰隊隊員的墓前撒花瓣。李炯才視這個舉動為改善兩國關係的關鍵，因為印尼的將領們非常重視這樣一種表示。我接受了這個建議。

　　新印關係掀新頁我在5月25日一早抵達，海陸空三軍和警察部隊全體儀仗隊列隊迎接，接受檢閱，禮炮鳴放19響，標誌著新印關係就此掀開全新的一頁。印尼一家報章這麼評論：「新加坡和雅加達之間區區一小時的飛行航程競如此漫長，李光耀要在遍訪英國、美國、歐洲、日本、臺灣，在全球各地繞了一圈之後，才抵達印尼進行正式訪問。」報章社論說得一點也沒錯。我必須先證明新加坡完全可以在不依靠印尼和馬來西亞經濟的情況下生存，我們不是只會依賴鄰國的寄生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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